尽管政府“禁白令”高悬，新疆环保餐具生产企业却连连败出市场，在发泡塑料餐具屡禁不止的进攻下，时至今日，原来雄心勃勃的４家环保企业已有３家相继歇业，仅剩一家苦苦挣扎。
大门上褪色的牌匾，紧闭的办公楼，露天堆放的设备，瓦砾遍地的车间，面对如此景象，记者无法相信这是成立才５年的贝克乐公司。在全国纸餐具行业，它的生产规模曾排名全国第三、西北第一。按照公司生产能力，它每年可以生产１亿只纸餐盒。可是投产后，每年只能生产６００万只，经营额１４０多万，不到预期的十分之一。在产品积严重、资金严惩短缺的情形下，贝克乐公司被迫转产。
虽然纸餐具生产企业不断破产，但市场对一次性餐具的需求却有增无减，其中，仅乌鲁木齐市每天就要消耗１５万只。记者在乌鲁木齐一些业主和顾客较多的商贸城看到，送餐者及就餐者大多使用一次性餐具，但用的是已被政府明令禁止使用的发泡塑料餐具。有调查表明，乌鲁木齐市场上使用的一次性餐具９５％以上是发泡塑料。经营了５年纸餐具再也做不下去的张永乐称，“就是发泡塑料餐具把我们挤得无路可走。”
记者了解到，在国家环保总局要求逐步禁止塑料发泡餐具的使用后，继北京、上海等城市之后，乌鲁木齐市于１９９７年也下发“禁白”通告。正是看到“替代品”的市场前景，贝克乐等公司才借政府“禁白”东风，投资创业，抢抓商机。然而时至今日，禁白令犹在，当初雄心勃勃的经营者却淹没在“白色污染”中。
在注重健康消费的今天，贴有“绿色”标签的纸餐具却无人喝彩，一家破产企业老总一语道破其中奥妙：质量竞争成了纯粹意义上的价格竞争，源源不绝的“禁品”低价抢市，环保企业无力回天。
他说，一条生产一次性发泡餐具的小型生产线大约２００万元，而一条小型环保餐具生产线约８０万元，看起来似乎后者投入比前者低，但从原料来看，环保餐具就无优势可言。一只发泡餐具仅需材料５克，而环保餐具则需１５克，且原料价位相差甚远。
正是原料上的差距，致使发泡餐具挤占了环保餐具的生存空间。新疆区环保局一位官员称：在新疆市场上，一只发泡餐盒的市场价格为０．１元左右，而每只环保纸餐盒却为０.２６－０.３０元，差额巨大，有利可图使得投机经营者不断增多。
张永乐说：“发泡餐具的低价倾销给了我们致命打击。纸制品企业全是新建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而原料价格一时又降不下来，防油剂等几乎全是进口产品，生产成本不可能像发泡餐具下降一半，所以只能一天天被挤垮。”
在乌鲁木齐市率先“禁白”后，１９９９年１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出红头文件，规定到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然而，限定的时间已过去一年多，本该销声匿迹的发泡塑料餐具仍大行其道，使限令的制定者不免有些尴尬。
此情此景令自治区环保局党组书记艾努瓦尔不胜感慨，他指出，有了禁令却没有对违规者惩处的法律依据，是政府虽令不行的原因之一。“国家对治理白色污染缺乏有强制性、有法律效力的条文。国家经贸委对生产企业和餐饮企业都有禁白要求，但国家对流通领域没有做出禁止销售的规定，对继续使用的企业也没有相应的处罚办法。”
此外，政府职能部门忙于落实一些国家级环保项目，无暇顾及类似“小”的环保内容。艾努瓦尔坦言，环保部门相大部分精力都投在了乌鲁木齐大气治理、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等重点项目上去了，用在治理城市固体污染力量相对弱些。
反思５年来经营环保餐具的遭遇，张永乐对政府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禁白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是政府还在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解决市场经济问题，靠反复下文；而发泡餐具企业用的却是市场经济下的价格手段，结果造成政府有令难行，虽禁不止。”
张永乐建议用税收杠杆进行调节，而不是简单地发一纸文件。“应该化限令于无形中，对禁止行业征收高税收，而对于扶持的行业，把征收的高税收用于专项补贴，如环保产品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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