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中国发明造纸蔡伦远非第一》的文章引起读者关注，一些专家提出不同意见。中国造纸学会顾问余贻骥教授撰文认为——“西汉纸”不属真正纸蔡伦造纸术不容推翻。

　　造纸术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影响极大的四大发明之一。而在中国古代诸多重要科技发明中，有典籍较明确记载其发明人及较成熟应用年代的并不多，但造纸术却是有幸在东汉元兴六年上奏皇帝，得到皇帝的认可咸称蔡侯纸。按现代的观点，这也是官方肯定其发展地位。后又被当时史官在《东观汉记》中有所记述，并在范晔的《后汉书?蔡伦传》中明确表述的，因而蔡伦作为造纸术的发明人，公元105年作为造纸术的具体发明时间，为世所公认。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一些西汉古墓的发掘中，先后发现一些类似纸物如所谓“灞桥纸”、“纸地图”等等，从而提出了对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这一史实的质疑，在部分造纸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之间，展开了一场学术大争论。

　　对于历史事件的认证，应该说实物比史籍更重要，那么，何以在考古工作者认为已经掌握“西汉纸”这种“实物”依据的时候，许多造纸工作者还要进行争论呢？这并非他们偏爱蔡伦，偏信史籍，而是从他们的专业知识出发，认为认真研究鉴定这些考古发现的“西汉纸”是否属于真正的纸，以及其是否运用了蔡伦所发明的、迄今最为基本的造纸工艺技术所制作的，对于蔡伦是不是造纸术的发明人，及造纸术的发明时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在这方面，造纸工作者比考古工作者具有较强的判断力与权威性，也就责无旁贷地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与现代科学手段，对这类所谓“西汉纸”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分析与研究。遗憾的是：根据有关分析结果和专业知识的判断，这些所发现的所谓“西汉纸”，都并非带有基本造纸术踪迹的“似纸物”。要认同这种结论，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沿袭迄今的最基本造纸术，就是古人所概括的“挫、煮、打、抄”这四个字。挫：指切断破碎造纸所用的植物原料（主要为植物的韧皮、秸秆等）；煮：指将经切碎的原料加温（或加诸如石灰、草灰等进行成浆处理），使植物纤维分离成单根；打：指将上述过程所得纸料，利用木棒石臼等工具进行捣打，使纤维分丝帚化，以增强纤维间的结合力；抄：指将经过捣打的纸料以水稀释后，用竹帘编筐，从中捞出相当匀薄的湿纸页。因此，经过这种基本工艺制成的纸，其纤维一般应带有一定的帚化分丝形态，纸页一般也应能观察到抄制的帘纹，纸质比较匀细而不过于粗糙，纤维间结合也较紧密，对古纸的鉴定，就不能不研究其是否具有以上一些造纸术特点。

　　第二：造纸工作者都了解已成絮状的植物纤维，特别是一些木素含量较低的如大麻类纤维，只要经过浸水，摊薄加压，自然干燥后，由于纤维间也能形成较粗糙的似纸薄片。但这与基本造纸术并没有什么关联之处，这种偶然机会产生的似纸物与运用基本造纸术制成的纸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我们既然钦佩一些考古工作者对所谓“西汉纸”研究的执着精神，也希望有关史学研究者适当重视所涉及的专业技术知识，避免在一些自身并不熟悉的知识领域作简单的重要结论。

　　最近看到几份报纸都发表了有关陕西文史学者彭教授经20多年研究，列出多个证据，认为蔡伦发明造纸可能被推翻，纸的出现至少推前200多年等观点，就感到这位文史学家知识是不全面（至少不懂造纸）。就单从考古研究看，如果西汉果真已发明了造纸术，就应能生产出有一定质量的纸，并为当时皇室和豪门所应用，但迄今已发掘的西汉帝陵与豪门墓穴中，尚未听到发现片纸的消息。有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殉葬品也极丰富，保存得也很好，但所有图画均绘于绢帛，所有文字都书于竹简，却无寸纸作为书画文字的载体。西安附近新开掘的汉景帝阳陵墓内，也未发现片纸随葬。这些难道不值得认为西汉有纸（当然是已发明了造纸术）的考古和文史学者从学术角度来思考西汉是否真正有纸的问题吗？学术争论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与事实真相，既是大胆坦陈观点，又要坚持科学与谦虚的态度，对于历史方面的争论要有历史责任感，不要误导后人。我希望国内媒体在报道有关这类争论时也能重视这一点。

　　（作者余贻骥，今年87岁。1946年从美国留学回国至今。当过大型造纸企业的总工程师，轻工业部造纸局总工程师、科技司副司长，轻工科学院副院长，北京轻工学院教授，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长等职。是一位生产、科研、教育等多方面的资深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