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7月15日刊发了《“西汉纸”不属真正纸,蔡伦造纸术不容推翻》一文,宝鸡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彭曦对此提出质疑,他撰文认为———
看到《科技日报》7月15日余贻骥先生的《“西汉纸”不属真正纸,蔡伦造纸术不容推翻》一文,受益匪浅!
很明显,余先生是反对西汉有纸论者,如果可以把余先生看作二十年来对西汉纸与蔡伦纸争议的一方代表的话,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反西汉有纸说的一方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把原来西汉纸的时代一概说成是“晚于东汉蔡伦”时代的观点改变了,而变成了“西汉纸”“不是真正的纸”。其次是一直说考古是“借物断代”,“有时是错误的”说法没有了。承认西汉有纸,只不过“不是真正的纸”。这些变化是本人二十年中一直密切关注的,亦在本人意料之中。
为了把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真正能按理性的学术争论进行下去,得出公认的科学结论,以便更好地弘扬中华文化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就以下几个问题请教和回答余先生。
一、余先生对本人文中所列举的“多个证据”,如灞桥纸、中颜纸(一件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件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一件存于扶风县博物馆)、甘肃天水放马滩地图纸,甘肃悬泉置纸(400多件),以及金关纸等,一件一例也没有正面回答,而笼统地说成“不是真正的纸”。我原以为余先生定是亲自检验了考古实物,但现在看来余先生对以上所有西汉纸一件实物也未曾亲自检验,这令我感到遗憾不解。请问余先生,从1964年到1988年先后有多家中外机构和20多位科研人员先后对灞桥纸、中颜纸等实物做过检验,有结果和报告,他们一致确认是西汉纸。以上这些考古发掘报告也早就一一公开刊出。不知余先生对以上所说的多个公开报告是否真正阅读过,如果不真正研究这众多的大家都知道的公开的报告,而简单的一句话“西汉纸不是真正的纸”,这大约不符合一种必须的科学态度。我请余先生能亲自去考察一下这些西汉考古中发现的纸的实物,对那些专家鉴定语,如“纸较坚韧耐折,色泽较好,无虫蚀”。“图纸呈土黄色,用墨线绘出山、水、道路”。“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
显微观察和化学鉴定,都表明它只含大麻纤维。”等等的结论如何解释。余先生如果真正看到以上这些实物,说它们“不是真正的纸”又能以什么名字去命名呢?
二、余先生是位老一代的造纸专家,但从先生的文中深感对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史并非十分了解。研究纸的发明史只有把它置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整体中去把握,才能找出其必然的规律,而不是简单的或情感的结论。中国古代多项重大科技发明史,其规律性都是经历过一个个长期的数百年、甚至千年的跨时代的多层次个人或群体的发明过程。没有一项不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的成果中达到光辉成功点的,没有一项是不知前车的偶然性发明。纸的发明,更不例外!我们无意“推翻”蔡伦造纸的功劳,而是循其史实的规律,把蔡伦放在汉代发明纸的跨时代群体中“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杰出的科技英才”。我们说西汉事实上有纸,不但不降低蔡伦而会更科学地找出蔡伦发明纸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会更加提高中国是发明纸的故乡的地位。
三、余文中说:“西汉帝陵与豪门墓穴中,尚未听到发现纸的消息。有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无寸纸作为书画文字的载体。西安附近新开掘的汉景帝阳陵墓内,也未发现片纸的随葬。这些难道不值得认为西汉有纸(当然是已发明了造纸术)的考古和文史学者从学术角度来思考西汉是否有纸的问题吗?”
我未曾料到余先生文中避开以上必须回答的考古发现,而妙笔走偏锋。首先我要回答的是,西汉诸帝陵至今一个都未曾发掘过,不知先生从何处知道发掘了西汉帝陵的消息?而事实是发掘了西汉景帝阳陵的一些陪葬坑。至于西汉帝陵中是否有纸,还有待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去揭秘。西汉纸的实物,都发现在干旱的大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新疆等地。这一点考古界、科技史界早就注意到了,因为植物纤维在干旱少雨地区不易腐朽,而利于长期保存。这种现象明例甚著。例如我国汉唐时期的干尸,都是发现在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而南方则绝无干尸。这种自然地理条件所致的客观存在,所有了解自然地理知识的人都明白,无须赘言解释。所以,先生用长沙马王堆无纸来做整个西汉版图中无纸的反证,太缺乏客观性、科学性。
四、余先生说:“学术争议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与事实真相,既是大胆坦陈观点,又要坚持科学与谦虚的态度,对于历史方面的争论要有历史责任感,不要误导后人。”先生此言极是,这是每一类学科的学者都应铭记在心的金玉良言,也是学者们恪守的良心和道德。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既然如此,为何先生不去亲自考察考古实物,认真阅读考古报告和一些有关专家的考察检验报告,(这些公开的报告不再用我一一列出了吧)而简单的用“西汉纸不是真正纸”一句话作为结论?余先生全篇文中没有一句指出“西汉纸不是纸”的科学论据,使我真有点闹不明白。恕我直言,以余先生的资深专家和科学态度,假如先生真正考察了西汉考古纸的实物和相关研究报告,相信余先生绝对不会得出“西汉纸不是真正纸”的结论,而恰恰相反。
五、余先生说本人“知识不全面”,“至少不懂造纸术”。我如实向余先生报告,为了搞清中国古代科技史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我一生中曾虔诚的向多位陶工、铁匠、泥瓦匠、翻砂工、纸坊师傅、中医师、遗传学教授、天文学家以及多位老农拜师求教。传统工艺的土纸坊及现代纸厂,亦去学习、参观。先生所言古代造纸中的“挫、煮、打、抄”工艺流程,在下也作过一点实践,唯技不精。特别是抄的工艺全凭心灵手巧的经验,真不是短时就可学得到的。
我们争论学术,目的不只为了学术,更是为了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以启迪当今,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