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于纸的感情是复杂的。多少年来，再也没有比中国人更加热爱纸张的民族了，如果没有1900年前那场变废为宝的发明———蔡侯纸的诞生，世界文明的进程可能会被推迟好几个世纪。有了纸，活体印刷、大众传媒乃至纸币证券才有了传承各项功能的物质基础。  

    然而，今天的中国人对于造纸业的发展又是颇为踌躇的：近十年来，我们不断看到谴责造纸厂对环境污染的各类新闻和深度报道，连淮河治污十年却越治越污的怪圈，最后也把板子落在了造纸厂的头上。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各地在招商引资中空前重视项目的环境影响力，一时间，造纸业的影子也被打上怀疑的问号。眼下，造纸厂几乎成了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敌人。然而在纸张还不能被计算机完全替代的今天，离开了造纸业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又怎能进一步发展呢？所以，如果不找到一个文明的方式来延续造纸的文明，那么，更多的社会文明包括绿色文明本身，都有可能被迫终止前进的步伐。所以，我们应该控制的是造纸业对于资源的过度消耗，而不应该控制造纸业投资本身。

    因为我的单位上海社科院每年要编撰《上海资源蓝皮书》的缘故，所以我也特别关注造纸业在今后中国工业发展战略中的地位问题。我更想找到一个相对完美的案例，来说明造纸既是一项传承文明的事业，同时也是一项再生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运动。后来，有专家向我推荐文汇出版社刚刚付梓的《绿色经济：工业与环境协调发展》一书，看了以后大受启发。书中提到了一个鲜活的案例即金光集团（APP），在纸业经营方面的操作模式。

    熟悉华人经济的读者都知道，金光集团是著名爱国华侨黄奕聪先生于1962年在印尼创立的，现有法人公司数百家，资产约200多亿美元。目前，金光集团已形成制浆造纸业、金融业、农业与食品加工业、房地产业四大核心产业。在我的印象中，金光集团大约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和另一个著名的华人企业泰国正大集团同一批进入中国内地大规模投资的先锋。

    华人企业尤其是实力雄厚的侨界领袖所领导的企业往往有两大特点：一是愿意以中国内地为其事业核心业务的新增长极；二是强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反哺哲学。有时候“民”的概念还包括社会内涵。金光集团在投资行动中也强调这样的原则，它在经营造纸事业时就把在印尼的造纸经验搬到了内地。其核心措施是，在适合经营速生林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投入资金、人力和物力，建立自己专业性的林场，并根据速生林生长规律与周期实行轮伐制。然后再根据所能获取的原料资源，来确定造纸厂的生产规模。与此同时，造纸厂本身则放在技术条件和资金雄厚的第6城市群区域，以便加强对于环境的监控及相关技术的突破。如在每吨纸的耗水量上面，金光集团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就要高于同行的控制水平。可以说，造纸不仅仅是一个工业车间从印尼到中国的移动，而是绿色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循环经济体系的成功移植。我感兴趣的还在于它的理念，即对于投资与资源输出的发展中国家，要有序发展就必须创造资源。当然，这种创造目前主要表现在对速生林的投入上。

    至于金光集团在华实业中对于环境保护的直接投入，我倒是想去实地考察一番。因为无论是沱江之灾还是淮河之污，有些确实是沿线的小造纸厂造的孽，而它们消耗的更多的是由原始森林开发而来的原材料，真是吃祖宗饭，断子孙粮，这种传统的造纸模式当然可以被批判为从摇篮到坟墓的快速摆渡。我倒希望有实力和有经验的国际造纸集团能够系统地介入中国市场。也许金光集团能够继续把造纸业在中国实践成为绿色的文明，从而率先完成这一传统工业从“坟墓到摇篮”的现代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