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韩国学者对古代中国印刷术发明源头的叫板
2005-05，《北京科技报》的一篇报道《活字印刷是否中国人发明》（在网络上的地址为http://bkb.ynet.com/article.jsp?oid=5252373）被多家网站转载，引起了众多转载者和阅读者的关注。
韩国学者发现了一本现保存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洋文献中心的，印有“宣光七年丁巳七月清州牧外兴德寺铸字施印”版记的活字印刷佛教书籍《直指》（白云和尚抄录《佛主直指心体要节》印本书籍的简称，因该书封面有“直指”两个手写大字）。“宣光七年”相当于公元1377年，由于目前没有发现明确记载印刷年份早于1377年的金属活字印品，《直指》可以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书籍。
近年来，韩国一些学者根据《直指》一书，提出韩国是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家。这，还可以算作是学术讨论的范畴里的一种主张，虽然作为活字印刷术发明国度中国的学者对此有自己的不同看法。而另一类韩国学者却提出了更为偏激的主张，称“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金属活字技术是从韩国传入的”[1]；更有甚者，竟然否定《梦溪笔谈》里记载的毕升活字印刷术，“认为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只是一种思想,没有在实践中使用，毕昇制造活字后便将其收藏起来,束之高阁”[2]等等，想否定沈括记录的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技术的事实。
韩国学者向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发明源头的叫板挑战，需要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学者认真研究和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持和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卫护我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要纠正我们自己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继承发扬的偏向。
作为一个印刷工程师，笔者写出了《秦代的活字技术》[3]来回应韩国学者的叫板。本文，则分析造成中国起初未能及时回应韩国挑战的原因。
2、“世界最早的印刷品”实物，韩国发现在1966-10，其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
1966-10-14，韩国在庆州市的寺庙维修时，发现了寺塔里的一份雕版印刷的经卷《无垢大陀罗尼经》（以下简称《无垢经》，经韩国有关学者研究后，认定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由于印刷品实物发现地在韩国庆州，藏有经文的古塔建于公元751年，于是韩国一些学者依据印刷不晚于751年的现存最早印刷佛经，开始论述韩国才是印刷术的真正发明地。而这个时候，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早期的疯狂加速阶段。就是在1966－10，“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名词术语开始出现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里，成为以后十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之一。在那种国家全面内乱的异常情况下，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专家教授都被冲击、遭迫害，几乎不能作最低程度的学术研究。还有更甚者，随意乱加“里通外国”的政治迫害罪名，使得全国普通百姓不敢去了解国外的事情。因而，韩国（这个当时被中国认为的“反动国家”）发现了《无垢经》，韩国学者竭力论证是韩国发明了印刷术的情况，中国大陆没人知道。
一直到了1979年国庆前夕，美籍华人学者、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访问中国大陆，才把《无垢大陀罗尼经》的相关资料交给了国内的老朋友，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胡道静先生，并由胡道静先生1979年冬天在“文化大革命”后新创刊出版的《书林》杂志上，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这一情况[4]。
于是，中国大陆的学者们才开始查找史料，作出自己的反应。在《书林》杂志1980年的第三期，又译载了美国著名的印刷史家富路特（L.C.Goodrich）对于韩国发现的《无垢经》印本的初步报告[5]，并由胡道静先生依据《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图书馆通讯》的记载、韩国的有关论文及其它一些资料，对富路特的初步报告加以注释。
依据《无垢经》印刷文本里使用了武则天当政后期别出心裁规定的“制字”，可以判定《无垢经》的成书年代在武则天的后期。而且，由于那些“制字”在中国的本土使用时间也非常短促，武周称制也才15年（武后690～704称帝），在她晚年“还政”之后李唐王朝即行废止了“制字”的使用。显然“制字”不可能会在朝鲜半岛反常地长期使用。《无垢经》当是在中国本土印刷后，由僧人带到朝鲜半岛的。中国学者的声音，滞后了十三四年才为世界的学术界听到。
1997-10，在汉城举办的“东西方印刷史国际讨论会”上，韩国人士想将韩国发明木板印刷术的主张推向国际会议的作法，受到会议的冷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的婉言回绝[1]P161。
中国学者因社会动乱而滞迟了学术研究的情况，还有相同的另外个案事例。1965-02，浙江温州市郊白象塔拆除过程里，在塔身第二层发现了《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印本残页。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的发现。直到1987年，我国的专家学者才开始有关于发掘和初步研究的报告问世——金柏东.《温州市白象塔出土北宋佛经残页介绍》.《文物》杂志1987No.5,P15~18。文里介绍佛经是1103年北宋泥活字印本。这件印本实物，是毕升在“庆历中”（1041～1048）的发明创造之后50年左右，是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后的活字印刷实证文物资料。而我们的内乱，延误了自己的研究和研究成果的面世宣布。
3、“世界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书”，韩国提出其主张在1990年代，中国正在搞“全国范围内的第二轮承包”、“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产业化”等等的一刀切
“在1972年为了纪念世界图书年的国际展示会中被展出，被确认为现存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通过在卷末中被称为“宣光七年丁巳七月日清州牧外兴德寺铸字印施”的刊记，确认在高丽禑王3年（1377年）7月于清州牧边的兴德寺中作为金属活字被印刷出版。”上述文字，引自韩国驻华使馆文化新闻处官方网站《韩国在线》文章内容：“金属活字印刷術是中国发明的错误叙述”http://www.hanguo.net.cn/hot_click/mistakeinfo/culture4.htm。
在笔者的见闻范围内，所见到的韩国宣扬“韩国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努力过程如下：①1972年对金属活字印本“直指”重要价值的重新认识；②1985年韩国在清州考古发掘出印刷“直指”的兴德寺的遗物，确定了兴德寺遗址处所；③1992-03在兴德寺遗址建立的清州古印刷博物馆开馆；④1997-09，韩国在汉城举办了“东西方印刷史国际讨论会”，韩国学者孙宝基[6]、千惠凤[7]在讨论会上，提出了他们认为韩国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的主张，并试图否定中国毕升活字印刷术的实在作用（笔者由于资料和见闻范围有限，不知道1997在汉城的这次“东西方印刷史国际讨论会”是否邀请了中国学者与会）；⑤1998-10，韩国在清州举办了“国际印刷文化节”，学者尹炳泰为了强调和加重“韩国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的意义，也采取了否定中国毕升泥活字的作法[8]；⑥2001-06《佛祖直指心体要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品；⑦2005-09韩国政府又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清州为《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举行了纪念活动；
1990年代，中国已经平稳地搞改革开放了。这使得中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地高速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是，也要看到国情的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战争和政治内乱这一类危害社会的因素，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摸索过程里，却出现了一些社会因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正常开展，这可以说是我们改革开放过程里出现的某些矫枉过正。虽然改革难免有不周到和失误，不能苛求；但是应当即时总结，即时纠正。比如，作为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的机关刊物《中国印刷》在1995年被要求搞“承包”，并且从1996年起组成了新的能“承包”刊物的编辑部，这一下刊物首先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忙碌了。《中国印刷》接受了“承包”的命运安排，这和当时实行并大力宣传国有企业的“全国范围内第二轮承包责任制”在时序上相一致。然而，对“第二轮承包责任制”的宣传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媒体就出现了“下岗”这个新名词。下岗等一系列国有企业面临的新问题，使得“全国范围内的第二轮承包”没有了下文。显然，在“承包”的大环境里，对于印刷技术史的研究，对于印刷工程的基础性研究，这一类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的课题，在印刷行业里限制住了人们去自发研究、去自行研究、去自由研究。（现在，笔者作为一位退休了的印刷工程师，倒是可以自发、自行、自由地研究了；但是，退休后的“个体户”研究者还能有多大作为？曹操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彼有“枥”可伏耳，方可韵千里之志；普通老百姓退休前后，却就没有他那种“马槽子”可凭“伏”啰；故笔者2005有“寻槽至花甲，依然力奋蹄”之慨叹。）
1994-04《中国印刷》总第44期，是一份“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讨论会（1993-12）”的专辑。专辑P4提到：“与会者还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秉伦教授拟制作泥活字表示赞赏，并期望他们能为中国印刷博物馆模拟复制传统的活字及排版工具，以便更形象地向观众展示我国古代的这一伟大发明。”这段文字发表后的十二年后来看，张秉伦教授当年的“拟作”，可能受到了他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制约，状志未酬。直到2002年，北京印刷学院的尹铁虎教授才获得了北京市教委的科研经费资助，着手毕升泥活字的工艺再现试验。从2002年开始，尹教授带领北京印刷学院印刷与包装工程学院课题组，在有限的经费和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历时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毕昇泥活字印刷实证研究”课题，成功复原了当年毕昇活字印刷的技术，证实了毕昇活字版印刷技术的科学性和实用性[9]。
我们刹车了好些方面“没有经济效益”的、“脱离实际”的研究，却碰到了韩国学者在活字印刷术史方面咄咄逼人的叫板挑战。
应该欣慰，仅在活字印刷史这一专项研究方面，我们就有张秀民、钱存训、潘吉星、史金波、吾守尔、孙寿龄、尹铁虎……等优秀学者，多年来契而不舍的研究，我们能很好地、有力地与韩国学者进行学术上的、技术上的论证和切磋。
4、稳定，使得韩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有了学术研究和对外宣传的经济实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韩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提高了韩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韩国的综合国力。高丽民族，是了不起的、伟大的民族。在经济腾飞，综合国力强大之后，韩国人民也更加注重自己的传统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而且也有了发扬光大的经济力量。韩国文化的对外宣传，并得到了各国人民的喜爱，在中国流行的韩国电视剧，就是最生动最鲜活的例子。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韩国的跆拳道作为一种新的体育竞赛项目进入了奥运，并成为了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这是高丽民族文化向世界推广传播的典型成功事例。而且，现在跆拳道在中国的民间也在逐渐推广普及。国内媒体对跆拳道在中国的民间普及，有明确的褒扬点，认为这些推广办法值得中国学习。（对比，中国在1980年代前期，也曾经想把“毽球”这个体育项目推荐到奥运会，但是，没有成功。）韩国的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大到韩式料理、中到韩国冷面，小到韩式泡菜，也在中国受到欢迎。这些在我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给了人真切的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有了力量，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同时，优秀的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也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赛1988汉城奥运会之后回国的中国运动员，曾向国内读者介绍过在汉城奥运会期间的见闻。韩国的奥运会志愿人员向各国运动员介绍自己国家时，还讲到八卦符号和阴阳鱼图形是韩国人的发明，并且表现在了他们的国旗上。八卦符号，是在汉字文化圈里，各民族相互交流、文化融合的典型现象。八卦符号及阴阳鱼图形在韩国受到了比在中原故土更高级的待遇，成了国家的象征。笔者由衷地高兴别的国家和民族对中华易学文化的认同和融合，并且还和当地的国情结合，创造出大韩民族自己的民族文化。
5、我们对韩国邻居，究竟研究了多少，了解了多少
承蒙北京印刷学院的尹铁虎教授告知笔者，韩国学者千惠凤的学术研究论文《金属活字》，在我国出版发行的期刊《当代韩国》1999-06的夏季号有刊载，是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但是，在陕西省图书馆、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笔者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订这份期刊。看来，在西安太不可能寻找到韩国关于传统文化研究的基本资料了。
这使笔者想到了网络上王冲先生的一篇文章《除了靖国神社，我们对日本了解了多少》[10]。文中叙述了戴季陶著的《日本论》里有言：“日本把中国放在手术台上，显微镜下观察了几千次”，以此说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程度。同时戴季陶也反问道：中国呢？这个反问放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中国呢？我们对日本了解多少？笔者借着王先生的文势加问一下，对韩国邻居，我们又了解多少？
韩国的跆拳道能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把自己的民族体育项目成功地推向了世界；韩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佛祖直指心体要节》确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书，并获得成功；韩国还成功地获得联合国认定“江陵端午祭”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韩国在继承和发扬光大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这些努力，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学习。
对于汉字文化圈里诸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方面研究和交流，国家设立的专职研究所是研究和交流的主力。但是，对于邻居的了解和研究，如果仅局限在专职研究所里少数专家学者的身上，而没有民间人士自发地、自由地广泛参与，则我们的官方研究仅仅只是一座象牙塔，而交流则只能停留在浅表层次，达不到历史上那种水乳交融的境地。
假如，某一天韩国向世界提出，八卦符号和阴阳鱼图形是韩国的发明，是韩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中国的易经研究者们如何应对？中国的易经学者们对韩国的八卦和阴阳鱼象征的文化了解了多少？又假如，韩国能向世界宣示，八卦符号和阴阳鱼图形都是外邦文化与自己民族文化的有机融合，目前的中国国民有多大的比例能有这样的“海纳百川”的泱泱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