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探索从国家战略的层面解决环境问题：将环境保护的要求渗透到产业政策、货币政策、价格政策、财税政策和贸易政策之中，以环境友好的政策确保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将环境保护的领域由以生产为主，拓展到消费、分配、流通的各个环节，形成覆盖再生产全过程的环境管理体系。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十六大以后，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奋斗目标，把环境保护摆上了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去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这是在深刻反思发达国家环境保护道路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作出的重大判断，是中国环境与经济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是战略性、方向性、历史性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进入了以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为了促进经济社会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将年均经济增长7.5%作为预期目标，将节能和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明确要求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

　　污染减排约束性指标的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改变环境保护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况，努力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二是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三是促进环保基础设施的大发展，特别是燃煤电厂脱硫设施和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四是加强环境监管，促进中国环境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

　　去年以来，受国务院委托，环保总局与各省级政府和六大电力集团公司分别签订了“十一五”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责任书，并将减排指标分解落实到地方政府和重点排污单位。经过各地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减排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据最新统计，去年有1.04亿千瓦脱硫机组建成投产，是前十年电厂脱硫装机4600多万千瓦总和的两倍多，装备脱硫设施的火电机组占全部火电机组的比例由2005年的12%提高到30%，形成二氧化硫年减排能力359万吨。全国新建成城市污水处理厂283座，新增污水处理能力近1200万吨/日，城镇污水处理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56%以上。

　　经环保总局核查，2006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2594.4万吨，比2005年增长1.8%；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1431.3万吨，比2005年增长1.2%。两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但增幅明显回落，与2005年相比，2006年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较上年增长的幅度分别回落了11.3和4.4个百分点。

　　造成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主要污染物产生量超过预期，治理的速度赶不上污染排放增长的速度；环保投入不足，支撑条件尚未到位，政策措施见效并非一蹴而就，污染治理工程从开工建设到发挥效益需要一个过程；一些企业有法不依、违法排污，一些环保部门执法不严、监管不力。

　　为了确保实现“十一五”污染减排目标，我们已经将今后四年的污染减排任务分解落实到工程措施、结构调整和加强环境监管等各个方面，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确保落实。今年是实现“十一五”污染减排目标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千方百计完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2%的任务。

　　——切实加大污染减排力度。落实工程减排，大力实施国家燃煤电厂脱硫工程，确保今年新增7000万千瓦以上电厂烟气脱硫装机容量；加快推进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实现新增城市污水处理能力1200万吨/日的目标，力争比上年增加二氧化硫削减量300万吨，削减90万吨化学需氧量。加强结构减排，配合做好关停小火电机组、小钢铁工作，依法关闭污染严重的造纸、食品、化工、纺织等违法排污企业，比上年多削减二氧化硫20万吨，削减25吨化学需氧量。强化管理减排，重点加强对7000家国控重点污染源和城市污水处理厂的环境监管，通过依法实行限产治理和限期整改，推进技术改造、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在削减二氧化硫的同时，可削减8万吨化学需氧量。经过努力，共比上年多削减二氧化硫320万吨、化学需氧量123万吨，努力实现2%的减排目标。

　　——建立和完善污染减排指标、监测、考核三大体系。中央财政安排20亿元用于三大体系能力建设，努力建设“方法科学、交叉印证、数据准确、可比性强”的指标体系，及时、准确、全面反映主要污染物排放状况和变化趋势；建设“装备先进、标准规范、手段多样、运转高效”的监测体系，及时跟踪各地区和重点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建设“权责明确、监督有力、程序适当、奖罚分明”的考核体系，让那些不重视污染减排工作的责任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把总量削减指标作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新上建设项目决不允许突破总量控制指标。采取“区域限批”措施，对没有完成总量削减目标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同时加大对未审批先建设、不审批也开工、没验收就投产，以及违规审批、越级审批的处罚力度，对违反环评和“三同时”管理制度的，要坚决依法停建、停产。继续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集中清理各类工业园区和涉铅、造纸等行业环境违法问题。

　　据测算，中国“十一五”期间环保投资需求预计将达15300亿元，为此，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环境投融资机制，积极引进外资加强环境治理。

　　如果说环境问题是“世界问题复杂体”，那么中国的环境问题则更为复杂。主要表现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呈现复合型、压缩型、结构型特征，发达国家上百年逐步出现、分阶段解决的问题，在我国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集中产生，进一步增加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中国解决环境问题的时期，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结构性污染的问题都将十分突出。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面临着一系列两难境地，如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1000万，下岗失业工人数百万，农村富余劳动力数千万，面对这样严峻的就业形势，经济增长不达到8%-9%甚至更高，社会稳定就难以保障；中国的地形结构呈西高东低的三大阶梯，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由东向西呈递减趋势，越是深入内地，生态环境则越是脆弱，因此，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相当突出等等。

　　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就是燃烧。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传统的发展模式，消耗的资源多，产生的污染大，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尖锐。科学发展就是消耗的资源越少越好，产生的污染越小越好，最好是“零排放”，前者是“资源节约”，后者是“环境友好”，总括起来就是又好又快。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环境保护的模式也要发生变化。我们正在探索从国家战略的层面解决环境问题：将环境保护的要求渗透到产业政策、货币政策、价格政策、财税政策和贸易政策之中，以环境友好的政策确保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将环境保护的领域由以生产为主，拓展到消费、分配、流通的各个环节，形成覆盖再生产全过程的环境管理体系。

　　（本文根据作者3月18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整理，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