玖龙纸业被卷入质疑漩涡的背景，同样是新《劳动合同法》。白手起家的掌门人张茵，正和她的企业一起面临争议。在香港特区一个以保护劳工权益为主的学生民间组织的调查报告里，这家规模排行中国第一、亚洲第二的造纸企业被定性为“血汗工厂”，“港企之耻”。

“血汗工厂”:调查与争议

香港“大学师生检查无良企业行动”(SACOM)的调查报告名为《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下称《报告》)。这个学生民间组织成立于2005年，参与者是中文大学及香港浸会大学部分学生，他们试图组织香港大学师生志愿者以到跨国公司的内地代工厂做独立调查、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的方式，唤醒消费者对企业不良行为的关注，迫使企业担负起社会责任，改善现状，提高劳工福利。SACOM成立之初首选的就是迪斯尼的几家内地代工厂，连续两年的“血汗工厂”报告促使其中一家代工厂关闭，对处于利益链最上游的跨国公司却并没有更实质性的影响。欧美消费者运动的路径是否可以在中国复制，目前暂无定论，SACOM的调查活动也在继续。

2008年初，他们选择5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内地工厂，分别是玖龙纸业在广东东莞和江苏太仓的两家工厂、深圳宝安区的鸿兴印刷城、深圳宝安区的正润塑胶五金玩具厂和富达制品厂，以及深圳龙岗区的新生顺景制品厂。SACOM发言人丘梓蕙向本刊记者解释，这是他们从今年2月就开始着手进行的调查。选择玖龙纸业，的确跟张茵“两会”期间的提案有关，“能够发表‘不支持《劳动合同法》’的老板，是不是在用工方面比较苛刻？”“我们组织义工，多次前往深圳、东莞等地的6家港资工厂附近做调查，调查以开放式问卷的方式，访问了83位工人。”丘梓蕙说，“采访的结果触目惊心，违反劳动法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其中尤以玖龙纸业最为明显”。

他们发布调查报告的结论是，5家港资公司在内地都涉嫌经营“血汗工厂”。尤其是玖龙纸业，存在多项侵害工人权益的行为，有10多条“厂规”涉嫌违反中国的劳动法规，其中包括:工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安全生产培训、工人直接用手接触没有经过任何消毒的进口废纸、未提供劳保用品、没有和辅助工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加班费、乱罚款，以及不招用乙肝病毒携带者。SACOM曾前往玖龙纸业在香港的办公地点抗议，但并未得到玖龙纸业的正面回复。

这份报告迅速引发关注，面对玖龙纸业的否认，邱梓蕙与SACOM的立场同样坚定:“他们认为我们调查的事实不符合，那么我就想让全国的大学生们都去玖龙纸业看看，到底是不是存在违法用工问题。”除了媒体，官方调查力量也介入调查，除了东莞市劳动、工会等部门，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造纸协会、广东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等也涉及其中。

低调的首富

成为《2006胡润百富榜》首富之前，张茵拒绝评论自己的个人财富，她解释:“毕竟那时我和我的家族企业并不是上市公司，而是私人公司，所以在计算财富时很难做到真正的准确与客观，而且我们不愿意被过多关注。”胡润百富的专访是张茵接受的第一次公开采访，她以270亿元身家问鼎《2006胡润百富榜》时49岁，也是榜单上的第一位女首富。

祖籍山东的张茵出生在东北，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7个弟妹。她先后在工厂做过工业会计，在深圳信托下属的一个合资企业里担任财务工作，以及在一家香港贸易公司做包装纸的业务。1985年，她只身携带3万元前往香港创业，“用废纸来造纸”帮她打开了财富大门。领她入行的师傅是内地某造纸厂的厂长，师傅告诉她，废纸就是森林，将来造纸业肯定要从资源造纸向再生纸发展。她回忆，“香港从事废纸回收的虽然是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但特别讲信义，与我特别投缘，再加上我坚持废纸的品质，恰好赶上香港经济蓬勃时期，因此6年内我就完成了资本部分积累”。

1990年，张茵移民到美国，与丈夫刘名中共同成立了美国中南控股公司，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造纸原料出口商，2000年以后连续5年在美国各行业集装箱出口中排名第一。据美国港口海运研究机构统计，2002年，美国中南出口的集装箱总量超过了通用电气公司以及杜邦公司的出口集装箱总和，当年美国中南公司向中国出售的废纸总重量“相当于17艘航空母舰”。目前中南公司已是全球最大的纸原料出口商，年出口超过500万吨，并以年均30%的速度递增，业务遍及美国、欧洲、亚洲等，在美国各行各业的出口货柜数量排名中位列第一。

“废纸回收利润率是很高的，超过10%。”张茵的同行、美国废纸公司中国首席代表王红培告诉本刊记者，“像张茵这样原料和生产都做的，可能会更多。”张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口废纸的时候，国内还是空白。王红培乐于用入行早来解释张茵成功的原因，不仅是由于她开始进口废纸时在国内缺少对手，更重要的是，张茵的进口废纸曾经是“船公司的宝贝”。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对美贸易量大幅提升，而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对中远等船公司而言，意味着出去的船多数时候满仓，回来时就只能半仓或者轻仓。中南公司数量稳定的进口废纸受到船运公司的欢迎，作为回报，张茵获得了相对低廉的运输成本。王红培说，由于废纸体积大，经常超标，所以运输费用比较贵，通常来讲，运输费在废纸货值中占比例最少30%。“从当时情况看，没有中南就没有中远，没有中远也没有中南。”

张茵抓住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造纸原料市场的机遇，先后在美国建起7家打包厂和运输企业，逐渐铺开自己的网络。她还注意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包装纸行业的空白，尤其高级牛卡纸，几乎全部从国外进口。张茵因此决定在中国对包装纸需求量最大的地方——珠江三角洲，建立玖龙纸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替代进口的高档牛卡纸。1995年，玖龙纸业在东莞成立，当时绝大部分中国的造纸厂还只是处于5万吨左右的年产规模，所用机器也是国产机，但张茵在东莞投产的第一台机器就是20万吨的年产规模。“当时，玖龙纸业一开工就生产高档牛卡纸，非常火，很多接货车排着队在工厂门口等货。”

2006年3月3日，玖龙纸业在香港主板上市，首次公募计划发售10亿股、发行价为3.4港元，募集资金34亿港元，这在民营企业IPO案例中是绝无仅有的“大盘股”。值得一提的是，恒基李兆基、新世界(12.88,0.58,4.72%,吧)郑裕彤以及嘉里建设郭鹤年3位富商合共以私人名义投入4.68亿港元巨资认购了1.37亿新股，占总股本的3.3%。

玖龙的扩张与人力成本

其实从一开始进入造纸行业，张茵就是大手笔，在东莞和江苏太仓的征地足以年产900万吨包装纸。虽然最新的财富榜单上，张茵已经不是首富，但玖龙纸业已成为中国第一、亚洲第二、世界第八的造纸巨头，目前市值近千亿元，年销售收入98亿元，利润为20亿元。除东莞和太仓外，在重庆和天津正在兴建第三和第四生产基地。

位于麻涌新沙港的东莞基地规模最大，目前员工近9000人。在张茵荣登首富的时候，陆续有记者实地踏访，对这个陆续投资数亿美元的工厂的自动化设备、环保以及配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占地几万平方米的造纸厂房只有几十位工作人员;所有的环保设备均进口自欧洲;自建的热电厂不仅能满足于自身生产的需要，在市场缺电时还有多余电量上网，双方得益，待新纸机投产后可以平衡自用电量;自建的码头和络绎不绝的数百辆自有卡车忙碌地穿梭在厂区中。”

不过这个耗时一下午的参观，看起来并不包括整个生产线的源头——原料部门，这个生产起点就是邱梓蕙和她的SACOM同仁重点调查的内容。玖龙的员工分为技术合同工和辅助工两种，辅助工承担的是原料部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工作环境与现代生产线有天壤之别，比如分纸包(将废纸包打开，挑出里面的塑料，铁丝等)和撕纸皮(将废纸浸水后撕出表面的木桨用)。“气味很臭，很脏，冬天的时候撕纸皮的女职工在冷水中会很痛苦。”这部分员工的每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工资分为计时和计件两种，员工自己描述，计时工“每天工作8小时，三班倒，不包住也不包吃，没有宿舍”，而计件工“底薪是960元，然后根据分拣纸的重量折算计件工资，分拣1公斤白纸1毛钱，1公斤报纸4分钱”。虽然有规定的工作时间，但“为了多挣钱，我们都愿意加班”。

2007年底，玖龙纸业因为劳资问题，曾经发生过一起群体性事件。2007年12月13日早上8点开始，玖龙纸业的原料部工人聚集在厂门口的公路上，造成新沙港公路短时间堵塞。导火索是玖龙纸业推出新的管理改革，准备将位于东莞麻涌的工厂两千余名清洁、卫生等辅助型、非技术工人整体外包交由专业的服务管理公司管理，并与服务公司签约，薪金仍由玖龙发放，但从之前的1500元左右降到了960元。此举被认为是规避新《劳动合同法》、降低成本的一种方式。参与罢工的玖龙纸业的数百名休班工人，其实并不具体懂得新法的相关规定，他们只是猜测公司改革实为变相裁员，并担心与服务公司签约之后岗位得不到保障，于是在工厂广场集合，要求与公司续签合同。当天下午，在东莞麻涌镇劳动部门的调解下，工人续签，风波平息。事后张茵解释罢工事件源于一个误会，“当前工厂有正式员工近5000人，此外还聘有近2000名临时员工。这部分临时工不在企业编制内，没有固定薪水，拿的是计件工资”，“因早前工厂内有人造谣，称工厂打算降低这些临时工的薪水，甚至传要解雇临时工，引起大约四五百名临时工情绪激动不肯上班”。

成本的压力，原料和人力资本，都是扩张中的玖龙纸业无法回避的问题。之前就有分析者指出玖龙纸业的关联交易问题十分突出——造纸原料约占生产成本的80%，各种化学品约占8%，两项合计占成本的九成，而且玖龙纸业这两类物料采购金额的4/5发生在关联企业之间。玖龙纸业的内部矛盾被抛到公众面前，时间脉络很清晰。群体性事件平息后几个月，就是张茵的“两会”提案，几乎与之同步，玖龙股价出现大幅下跌。3月17日中午，在玖龙纸业公布了截至2007年12月底的中期业绩后，下午股价就出现大幅下挫，日跌幅达到40.28%，创下2006年8月以来的最低位。市场把下跌归咎为玖龙纸业业绩未达到市场期望，玖龙纸业公告称，业绩不佳归因为成本的快速上升。由于原料(特别是废纸及纸浆)成本的增加，公司整体毛利率由26%下降至23.6%。

珠三角的现实

在东莞麻涌建厂，张茵是仔细考虑过的。“在过去的20年里，珠、长三角地区的产业是最为发达的。在选择厂址的时候，我对这些地方进行了考察，结果我发现东莞的政府有极强的服务意识，而且这里还有完善的产业链。综合这两项因素，我确信东莞的投资环境极为优越，最终我选择了将工厂设在这里。”麻涌介于广州与东莞之间，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只有一江之隔。

东莞以GDP平均每年增长18%的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两件事:把全世界大批有钱人吸引来投资，把全中国大批贫困的人吸引来打工。所谓的“东莞模式”，就是由东莞提供土地，有可能是已经建成的标准厂房，内地的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要素组合模型。东莞成为世界的工厂，它处于整个产业链的底端，没有销售渠道、没有自主品牌、没有核心技术，丰厚的利润和它无关，它赚的不过是很少的打工费。表面上看，东莞完成了从一个农业县到工业化城市的转变，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实现人的转变和提升，农民还是农民”。

东莞现有的基础是一万多家靠贴牌生产为主的加工贸易企业，民营经济主要集中在酒店、房地产等第三产业，上市公司也不多。东莞在面临双边缘化困境，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带来了东莞庞大的人口，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管理问题和环境压力。市委书记刘志庚说，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就是产业升级。进入本世纪，东莞模式正在逼向极限，土地、电力等资源日渐匮乏，原材料、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涨，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

有研究者做过计算，结论是东莞的产业属于“劳动低生产性”，例证是“2004年温州第二产业人均GDP产出为36742元，而东莞为18332元，仅相当于温州的一半，这意味着产出同样数量的GDP，东莞必须投入比温州多一倍的劳动力”。“劳动密集程度更高，因为劳动生产性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的上升空间极有限。东莞模式要实现持续增长需要新增劳动力供给的不断补充，而这些劳动力的工资还必须要控制在一定水平之内”。

在这一系列的压力之下，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否真的是那最后一根稻草？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赵维南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底东莞各地工人罢工事件频出，有时一天同时有三四起。起因并非都是新法，而是自从2004年的“民工荒”后，打工者们的议价能力普遍提升，新法的出现，目前对企业主的影响明显大于劳动者。

2007年底，东莞东城区一家4000人的台资鞋厂宣布倒闭，为工人们发放了4000多万元的遣散费。赵维南评价，“这是有良心的。没有良心的，本来财务就不健全，利用这个借口(新法导致成本上升)一走了之，留下残局让政府去收拾”。赵称这样的例子已经出现了两起，还有一些企业主前往越南、柬埔寨考察，准备外迁。赵并不认为新法直接导致了这些工厂的倒闭，但称之为“雪上加霜”。更早一点，2006年，东莞推行最低工资标准每月690元以后，一批企业已经倒闭。

工资的几何级差异在整个珠三角都很明显，相当部分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是向资方和管理层大幅度倾斜的，而第一线工人的工资很多参照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玖龙纸业同样存在类似问题，不过根据调查部门的结论，玖龙一线工人的薪水略高于广东同行业同岗位1200元的平均标准。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并不赞同SACOM报告的定性结论，他告诉本刊记者，报告所反映的部分问题属于公司内部的管理问题，真正涉及新《劳动合同法》的，只在于劳务派遣问题。究竟玖龙纸业原料部门的一线工人是否符合劳务派遣的相关规定，是否属于临时性、辅助性、可替代性的工作，目前看来都有讨论空间。

孔祥鸿强调的是，“实际上很多企业在2008年1月1日之前是乱用派遣工，所以现在我们允许这些企业有一个过程解决劳务派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很多方面，而且国务院实施细则还没有出台，对于劳务派遣工的规范性的规定，还需要政府进一步的进行规范”，因此需要一个过程。“我知道有一些企业有几千个劳务派遣工，比如说一个公司，他现在全部转为了合同工。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在2008年之前也是属于很多劳动派遣工，他们现在也正在做转为合同工的工作。既然我们允许这些企业过去不规范，现在规范，我们对玖龙纸业也是这样的。

“劳资利益不平衡，中国目前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我们的企业还有很多，我们工会也在纠正这个现象。”孔祥鸿对本刊记者说，“但是我们纠正现象不是把企业搞死，而是希望企业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劳动者的协商、利益的协调来共同解决劳资关系的问题。”具体到玖龙纸业也是一样，“让它整改，也是让它办得更好，而不是把它办死。当然希望张茵女士和她的管理团队能够更好地管理工厂”。(记者 王鸿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