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没人引领，想找到浙江省奉化市萧王庙街道棠云村袁恒通的造纸作坊还真不容易。满山翠竹，掩映着乡间公路，袁恒通的家就坐落在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边，沿河岸可以看到大缸、烧锅、料池等。他的家和作坊连在一起，算不上像样的房舍，倒像是棚户搭建的。家中湿漉漉的，滤池、捣浆桶、抄纸槽杂乱地分布着。捣浆的石臼里戳着碗口粗的木槌，斑驳老旧，散发着原始的气息，他的手工纸就是在这杂乱的环境里一张张抄造出来的。
老袁今年74岁，造了一辈子纸。他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之前，一个难题曾困扰着国内众多的知名图书馆和博物馆，其中也包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那便是修复古籍找不到相应的用纸。
古籍是娇若“贵妇”的东西，既受不了风吹雨淋，又耐不住冷热潮湿。娇嫩的“皮肤”若遇到霉变、虫蛀、污渍、水渍、焦脆、粘连等伤害，身价就会大打折扣。而藏于深闺秘阁，“贵妇人”又多有疾病缠身，仅据宁波天一阁1976年对馆藏8万卷善本的普查：脱线的有2427册、虫伤的3017册、水迹霉变的574册，占总数的1/5。
给“贵妇人”疗伤，用现代纸，不符合“修旧如旧”的古籍修复要求；用古代纸，哪里去找？谁会收藏古纸呢？
被纸的问题所困扰，天一阁也曾向兄弟单位求助过，但哪家得到好纸都视为宝贝。古纸，真可谓洛阳纸贵。无奈，他们跑到浙江、福建、广东、安徽的一些造纸厂考察寻找，可流水线下的产品，并不符合古籍修复要求。
天一阁博物馆李大东副研究员分析，宋以后，浙江是中国造纸的中心，而奉化的棠云村有着悠久的造纸历史。他摸到棠云一问，村民们说：“现在造纸不赚钱，没人造了，有家姓袁的好像造些。”1997年4月的一天，李大东敲响袁恒通的家门时，眼前的景象多少有些让他失望：简陋的设备布满了灰尘，脚下的池槽干枯见底，作坊已近倒闭。一打听，原来是老袁接过一个外贸单子，可生产到一半，日方客商毁约，他购进的5万公斤竹料砸在手上，赔了血本。李大东查看了一圈——工艺设施和生产原料很原始，具备生产古籍用纸的条件，他眼前似乎呈现出一线希望。
在袁恒通手上，造过绣纸、宣纸、寿纸、印刷纸、窗户纸等多种用纸，最能体现他技术水平的是贴金箔用的乌金纸，但这和修复古籍用纸还有很大区别。老袁人随和，对李大东的想法也很有兴趣。专家提出的纸张薄厚、颜色、配方和纤维构成等，尽管改变很大，但他都一一答应了下来。为了让他增加感性认识，李大东还邀请他到天一阁翻阅馆藏古籍，给他讲古籍用纸的特点，并鼓励他说：“你造的纸用在古籍修复上，也是为中国传统文化保护作贡献！”听了这话，老袁露出难得的笑容。在李大东的指导下，原料调配了不知多少次，配方改了又改，前后经过上百次试验，老袁终于拿出了修复古籍的专用纸。他同时还研制出了一种国内少见的，具有苦涩味道，能防虫，可用来修复古籍又适合画画的苦竹纸。
棠云能产修复古籍的纸，这一消息立刻引来了国内外众多专家，他们用挑剔的目光审视着这复古的“老货”。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全国纸质类文物保护专家奚三彩翻着老袁的纸高兴地说：“我走了好些地方，还是这里的工艺古朴、完整，造出的纸最好。”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潘美娣两次到棠云考察，认为这里的纸适合古籍修复，还将之推荐给中山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副馆长宫爱东考察后当场定下10万张。
四处透风的小作坊造出了稀罕物，专家们不得不另眼相看，他们也赋予老袁的纸一个新称谓——棠云纸。而令老袁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小作坊连接上了天南海北的“大机构”：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专家们先后来考察，并不约而同地选用了“棠云纸”。
原生态的现实解读
“叭唧”、“叭唧”，老袁光着脚，用力踹着石臼里沤好的竹料。石臼裂了一道缝，腰间缠着一道铁丝。他将竹料碾碎成浆糊状，再放到滤池中过滤，然后用无杂质的竹浆去抄纸……
每年的5月底6月初，天气温热，是造纸进料的最佳时间。已生长一个月左右的嫩竹是理想的原料，此时笋壳刚刚剥落，叶子还没长出，不软不硬，纤维多，纯净度高。用石灰粉在沤池中泡两个月，使其完全腐烂，之后上锅煮一天一夜，熟透后再装回缸，在太阳底下晒，进行自然发酵，夏天需一个月左右，冬天要几个月。原料沤得差不多了，要装进粗布袋挤干，再捣踏、漂白、打浆、过滤、抄纸、压榨、晒纸，经过这一系列的程序，老袁的纸才能造出来。生产一张棠云纸要几个月的时间，光程序就有72道之多。
棠云纸的秘籍主要在于它的配方，除上好的苦竹、桑树皮、棉麻等必不可少的原料外，还要有野生猕猴桃藤、冷饭包藤、豆腐渣树叶等辅料，这些配方没有文字记载，全凭老袁自己摸索。老袁的配方让人仿佛回到几百年前，看见了那布满灰尘的古籍背后曾经有过的生产链条。
古法、古方，造“古纸”，在现代化空气的笼罩下，这一切就这样在老袁简陋的作坊里完成了。美国普利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刊主编罗南熙到老袁家参观后大为惊讶，他万万没想到在现代化的今天，在浙江宁波还能看到如此原生态的作坊，他感慨说：“这里的工艺比较传统，用植物原料生产，这么古朴的方式很难见到了，我看完简直都不想走了。”
老袁只有一亩多山地，因造纸需要，他种满了毛竹，但还远远不够，更多的原料还需从外购买，他要确保每年30万张纸的供应。
爱较真儿是老袁的一大特点，配方虽然保密，但他从不做手脚，从不用现代药水代替原始配方。所需的猕猴桃藤等原料一定要新鲜，否则便会失去药性。这是一种野生植物，近处的山林里已很难觅到，一定要到深山里去找。蜂蛰蛇咬，几乎每年都要遇到几次。幸好，他掌握了排毒方法，否则老命早就搭上了。
涓涓河水从作坊边静静流过，岸边摆着二十几口大缸，既显得原始，也有些杂乱。老袁一边从沤池里捞着竹料，一边对我们说：“我专门设了几口大缸过滤污水，不能直接排放到河里去，我也要注意环境啊。”这一点，他的小作坊又跳出了原始的境界。
最后的作坊主
明嘉靖十一年的《奉化县图志》记载，“明永乐年间，奉化上贡朝廷日历黄纸二千七百五十张、白纸七万一千张。” 棠云自古为奉化纸张的主要产地。600年间，在这个不大的区域内产生过多少造纸能手，恐怕今天没人能说得清楚。造纸给棠云人带来过怎样的荣耀与辛酸，也没人能讲明白。
棠云的一份家谱记载：明朝时，棠云江家的祖上在朝廷做大官，因被人陷害，告老还乡。老先生由于在江西等地任过职，熟悉那里的造纸技术，返乡后遂以造纸为业，打发时光，排解心中忧愤。江家太公夫妻恩爱，共同劳作，配合默契。一段时间下来，纸越造越好，成了远近闻名的抢手货。想到官场险恶，再看看这乡野和谐的生活，老太公感慨道：“日日进分，夜夜钻床。人生佳境，不过如此。”
到解放前，棠云造纸作坊有300多家。每到秋季，造纸的乡亲们总会凑些钱，请来戏班子，在庙里做蔡伦戏，纪念这位造纸始祖，感激先人给他们带来的养家糊口技艺。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如今，整个棠云就袁恒通一个人还在造纸，他成了最后的一名守望者。
诚实本分的老袁，一生几乎没离开过造纸这一老行当。他17岁学徒，后进棠云造纸社。“大跃进”那年，他进了地方国营造纸厂，成了一名造纸工人。几年后又被下放回生产队，重新做起了农民。1982年干个体时，还是操老本行，产品销往土特产公司。
老袁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从小耳濡目染，孩子们也都对造纸很在行，但就是没人愿意干这又苦又累、收入又微薄的活计。三个儿子在外面打工，小女儿袁建恩和丈夫江仁尧心疼爸爸，过来帮他忙。袁建恩说：“老爸对造纸有感情，考虑他年岁大了，我们过来陪他一起做。”有时，交齐一批货，要很长的周期，年初定的价格，到年底交货时，原料价格已经涨了很多。孩子们让他也相应地涨点价，不能赔本干，可老袁就是不肯，说当初定好的怎么能随便涨呢？
虽已年逾古稀，但老袁还是像个上足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也停不下来。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一直忙到晚上五六点。有了女儿、女婿做帮手，他可以松口气了，像抄纸这样的累活，多数由女婿来承担，可有时他还是要亲自上手。
老袁抄纸像变魔术。一双粗糙的手，端起细密的竹帘，沾进浆槽，前后一晃，帘子出水，一层纸浆挂在帘上。慢慢揭开，一张湿漉漉有些透明的纸便呈现在眼前。这看似简单的劳作程序，干起来却并不轻松。时间长了，腰椎肩膀都会落下毛病，老袁也没能逃脱。
烘纸是最后一道关口，抄好的纸要拿到烘箱里去烘干。所谓烘箱，其实就是能加热保暖的小土房子，里面有火墙，刚抄出的纸要糊到火墙上烤干。夏天外面摄氏40多度，里面简直就是蒸笼。谈起抄纸和烘纸，老袁概括为：“六个月大，六个月小。”他说夏天抄纸舒服，冬天烘纸舒服。夏季天热，在阴凉下与水打交道，总是感到爽快些；冬季天寒，钻进烘箱里，暖呼呼的，活儿当然好干。反过来，也有一半的时间是活受罪。老袁的乐趣，或许就在这一“冷”一“热”间。避让和享乐，他都要面对。
忙过一阵，他喜欢坐下来喝几口自家酿制的米酒，并常常得意地对孩子们说：“天一阁、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都用上了我的纸，我既对古籍保护做了贡献，还为政府纳了税呢。”这个时刻，满脸胡楂的老袁显得最为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