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出版格局是世界上少见的，但学术出版水准和国际影响力落后于海外同行。
再过两个多月，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将彻底跟“事业单位”说再见。按照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及教育部的要求，大学出版社的改制工作将于2009年年底前全部完成。随着最终时刻的日益临近，大学出版界弥漫着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对未来发展比较乐观，另一种则是对前途表现出担忧。而这种担忧里还包括，改制会不会让大学出版社迷失方向，会不会改掉大学出版的本质和精神?
一样的追求 不一样的路径
弘扬学术、服务教育和传播文化是大学出版的本质和精神，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从一开始就将学术出版与商业出版结合起来做。
大学出版的本质和精神是什么?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表述，但无论中外，对大学出版的本质和精神的概括应该说是一致的，即弘扬学术、服务教育和传播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认为，大学出版的主要任务和精神在于学术出版和文化积累。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认为，大学出版社应该与大学图书馆、实验室一起，成为推动大学发展的“第三方势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在对中美大学出版社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认为，中美大学出版社都是所在大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都为所在高校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服务，都注重学术质量和品牌意识，将学术出版作为重要任务等。
中外大学出版社对大学出版本质与精神的理解并无本质差异，但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起步阶段的差异，在追求、实践大学出版本质与精神的过程中，选择的路径和采取的方式却是大相径庭的。周蔚华告诉记者，美国大学出版社起步时，大众、教育图书的市场份额已经被商业出版机构瓜分殆尽，如美国的学校教材主要是由商业出版机构出版，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大多只能依靠学校的经费或基金、慈善资助，做自己擅长的学术出版;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与商业出版社几乎同时起步，从一开始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就将学术出版与商业出版结合起来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前社长肖启明对比中国与英美大学出版社发展模式发现，英美的大学出版社几乎都是非营利性出版机构，不以赢利为目的，享受“免税优待”，能够获得大学经费、社会基金以及慈善资助，如果出现经营利润也不能分配给内部成员，而只能投入到生产经营之中。而我国的大学出版社既要缴税，也要向学校上缴利润，基本上也得不到学校或者社会资金的资助，主要靠商业领域的出版获得利润，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同时用以资助和推动学术出版。
商业成就 学术缺失
中国的大学社甚至比商业出版社更强，但学术出版薄弱、文化和社会影响力不足，这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方式，导致英美等国大学出版的状况与我国的大学出版状况出现了较大的差异。目前，英美等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普遍面临着严峻的困境，特别是数字化以后，生存的压力更加明显。目前，在美国总计约100家大学出版社中，预算出现赤字的比例高达70%，22%的出版社经费基本持平，只有8%的大学社能够赢利。美国大学社在美国图书市场上所占份额极小，总销售额不足全行业销售额的1%。周蔚华告诉记者，美国最大的大学图书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年出版品种两三百种，销售收入约5000万美元，而中国最大的大学图书出版社销售收入早已超过1亿美元，中国大学社的总销售额占全国图书总销售额的比例在 20%左右，年出版新书能力超过1000种的中国大学出版社不在少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认为，中国的大学出版是中国出版界最具影响力的组成部分。这样的出版格局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中都少见的，国外大学出版社的整体发展不是很充分，它们的模式对于中国大学社来说不是很适应。
与英美众多同行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情形相比，就商业角度而言，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无疑是更为成功的。无论社均赢利能力、人均利润、单品种利润，还是对销售渠道的影响等，中国的大学社甚至比商业出版社更强。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薄弱和文化、社会的影响力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在盘点中国大学出版社取得令世界都为之瞩目的商业成就的同时，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中国大学出版社的评价却并不高，一些话甚至有些“刺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告诉记者，他已注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多年，他很希望中国能有一家大学社能成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但估计10年内没戏”。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江晓原认为今天中国的“大学出版”已经和“出版”没有什么区别了，“唯一的区别，也许是大学出版社更多地为本校教师出版仅仅为了项目交账或职称晋升而炮制出来的学术泡沫，但这在目前的大环境中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田松甚至觉得，现在，中国的大学普遍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办大学，所以这些大学的出版社也就失去了总的方向，失去了追求的目标。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现在国内各所大学都有出版社，但是理想的还没有。我建议讨论这个话题时看看国外著名的大学出版社，比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出版社，这些社很有品格，出来的每本书都有其意义。反观国内的出版社，为了生存、赚钱，什么书赚钱就出，跟大学、学术都没有什么关系。”
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中国的遭遇为例，批评中国的学术出版者缺乏眼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谢泳认为，大学出版社应当追求思想意义和引领时代精神，重学术胜于重利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也认为，大学出版社和一般的出版社不同，学术眼光、学术胸襟等很重要。
改体制 不改精神
大学出版社要想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一定要坚持大学出版的精神。
尽管“改”与“不改”的讨论已经成为一个过去时，但改制以后，对大学出版社能否坚守大学出版的本质与精神的担忧和疑虑，却并没有消散。江晓原告诉记者： “在改制之后，我们也不能要求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多只有社会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的学术书籍了。今天，大学出版社所依托的本校学术资源，别的出版社也完全可以利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张宏担心，未来对企业属性的关注使得人们忽略了大学出版社之所以是大学出版社的另一个属性，一个可能甚至跟企业的目的或宗旨相左的特性——它的学术出版、传播知识的使命。
但也有书业人士认为，大学出版社的改制并不必然会消弱大学出版精神。肖启明认为，改制后的大学社没有理由不在原有的定位和出版特色基础上发展自身。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蒋东明相信，大学出版社应始终以文化建设为己任，在学术积累与商业原则的碰撞中坚守自己的理想。即使在出版业不断推向商业化的过程中，大学出版社要想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这种选择。
许多大学社社长都表示，从历史来看，能给高校教学科研和学术出版起着较大推动作用的，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低的出版社，相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高，并且更善于在市场中搏击的出版社。朱杰人告诉记者，中国国情决定中国的大学出版只能靠自己，没有外来的商业性的公益资助。中国的大学出版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即以商业出版反哺学术出版，从国内排名前十位的大学出版社来看，商业出版与学术出版的结合做得很成功。而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这类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社，同样是两者结合的典范。
专家学者批评中国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水准和国际影响力上落后于英美同行，意见是非常中肯的，但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出版社的属性是非营利性组织还是企业，而是由中国的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等现实发展水平和客观环境所决定的。那些挣扎在生死边缘的英美大学出版社，它们的性质是非营利性，但它们对学术的贡献又能有多大呢?许多大学出版人相信，大学出版的本质与精神能否坚守与出版机构的产权属性无关。相反他们相信，“这一次出版体制的改革，一定会更加有效地促进出版业特别是大学出版业更好地坚守出版的理想和追求”。
与英美众多同行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情形相比，就商业角度而言，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无疑是更为成功的。无论社均赢利能力、人均利润、单品种利润，还是对销售渠道的影响等，中国的大学社甚至比商业出版社更强。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薄弱和文化、社会的影响力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在盘点中国大学出版社取得令世界都为之瞩目的商业成就的同时，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中国大学出版社的评价却并不高，一些话甚至有些“刺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告诉记者，他已注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多年，他很希望中国能有一家大学社能成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但估计10年内没戏”。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江晓原认为今天中国的“大学出版”已经和“出版”没有什么区别了，“唯一的区别，也许是大学出版社更多地为本校教师出版仅仅为了项目交账或职称晋升而炮制出来的学术泡沫，但这在目前的大环境中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田松甚至觉得，现在，中国的大学普遍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办大学，所以这些大学的出版社也就失去了总的方向，失去了追求的目标。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现在国内各所大学都有出版社，但是理想的还没有。我建议讨论这个话题时看看国外著名的大学出版社，比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出版社，这些社很有品格，出来的每本书都有其意义。反观国内的出版社，为了生存、赚钱，什么书赚钱就出，跟大学、学术都没有什么关系。”
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中国的遭遇为例，批评中国的学术出版者缺乏眼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谢泳认为，大学出版社应当追求思想意义和引领时代精神，重学术胜于重利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也认为，大学出版社和一般的出版社不同，学术眼光、学术胸襟等很重要。
大学出版社要想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一定要坚持大学出版的精神。
尽管“改”与“不改”的讨论已经成为一个过去时，但改制以后，对大学出版社能否坚守大学出版的本质与精神的担忧和疑虑，却并没有消散。江晓原告诉记者： “在改制之后，我们也不能要求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多只有社会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的学术书籍了。今天，大学出版社所依托的本校学术资源，别的出版社也完全可以利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张宏担心，未来对企业属性的关注使得人们忽略了大学出版社之所以是大学出版社的另一个属性，一个可能甚至跟企业的目的或宗旨相左的特性——它的学术出版、传播知识的使命。
但也有书业人士认为，大学出版社的改制并不必然会消弱大学出版精神。肖启明认为，改制后的大学社没有理由不在原有的定位和出版特色基础上发展自身。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蒋东明相信，大学出版社应始终以文化建设为己任，在学术积累与商业原则的碰撞中坚守自己的理想。即使在出版业不断推向商业化的过程中，大学出版社要想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这种选择。
许多大学社社长都表示，从历史来看，能给高校教学科研和学术出版起着较大推动作用的，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低的出版社，相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高，并且更善于在市场中搏击的出版社。朱杰人告诉记者，中国国情决定中国的大学出版只能靠自己，没有外来的商业性的公益资助。中国的大学出版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即以商业出版反哺学术出版，从国内排名前十位的大学出版社来看，商业出版与学术出版的结合做得很成功。而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这类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社，同样是两者结合的典范。
专家学者批评中国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水准和国际影响力上落后于英美同行，意见是非常中肯的，但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出版社的属性是非营利性组织还是企业，而是由中国的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等现实发展水平和客观环境所决定的。那些挣扎在生死边缘的英美大学出版社，它们的性质是非营利性，但它们对学术的贡献又能有多大呢?许多大学出版人相信，大学出版的本质与精神能否坚守与出版机构的产权属性无关。相反他们相信，“这一次出版体制的改革，一定会更加有效地促进出版业特别是大学出版业更好地坚守出版的理想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