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过去的几年,利乐(Tetra Pak)中国对2009年利乐包装回收体系的效率表示了比较乐观的态度。
2009年8月,废弃利乐包全球回收中心在浙江省杭州市成立,该回收中心由浙江力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建立。根据公开信息,中心建成后将在全球范围内收购废弃利乐包,建立起完善的回收网络。
“多数人把无菌复合纸包装统称为'利乐包’,”利乐中国副总裁杨斌说,“其实这个市场中还有瑞士的康美包(SIG Combibloc)、挪威的艾罗派克(ELopak)、荷兰的Alterna Pak和国内的一些包装公司。”
据计算,每10万吨废弃的无菌复合纸包装可以提炼出7万吨木浆、0.5万吨铝箔,价值超过3.5亿元人民币——这是回收此类包装的价值所在。
2009年,利乐在中国销售约270亿包,全国已经有十几家与之合作的企业在用回收利乐包装制造再生纸、彩乐板和塑木。利乐中国估计,今年将有4.2万吨“利乐包”(这其中包括了康美包等其他包装)被回收,回收率接近15%,与2008年的10%相比,前进了5个百分点。
但是,利乐最终发现,由于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系统中存在着各种缺位,自己“被迫”要在这个实验中同时扮演五花八门的角色:要做“循环经济倡导者”,替政府宣传和推动垃圾分类;还要为自己选中的再生产品制造企业“输血”、并且偶尔充当回收行业秩序的调解人。甚至,更多时候,利乐扮演了回收处理体系中商业模式的设计者——最后这个角色最为困难,因为中国的现实复杂到远非一家跨国企业可以凭一己之力推动循环经济的地步。
在其他回收领域参与类似实验的企业,如佳能、惠普回收电子垃圾,可口可乐回收废弃包装,亦遇到了同样的困境。担任其下游的回收物资处理企业一享受不到政策优惠,二无资金补贴,全靠跨国公司输血成长并不符合现实。
“如果做上五六年,我的厂年产量始终徘徊在2万吨(纸),本身就是不符合商业规律的。”北京鑫宏鹏纸厂厂长郭振齐告诉本报记者。他从2005年开始,走上用废弃“利乐包”造纸之路。
“我现在需要一个突破口,能让企业规模迅速扩大。”
因此,利乐的当务之急则是为循环经济企业的回收商业模式找到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爆发点。
“幸运的是,我们可能在2009年找到了。”杨斌说。
爆发点
利乐中国的这两位合作伙伴性格迥异。郭振齐是老师出身,对商业模式和技术的论证非常谨慎,要考虑周全才付诸行动;羊军则对新生事物充满热情,天生善于在竞争中寻找差异化手段突围——2000年接手富伦纸厂时,这个日产8吨纸的小工厂得以在该地区400多家纸厂的竞争中幸存下来,是因为羊独辟蹊径,靠搜集其他纸厂用来卷牛皮纸成品用的纸管做原料。
不过,做事风格截然不同的二人在此时得出同样的结论——铝塑分离生产线对他们的企业扩张极为关键。
在没有使用铝塑分离技术时,工厂处理一吨利乐包,除去杂质,可以得到500公斤纸浆、250公斤铝塑筛渣(塑料与铝的混合物)。利乐的纸浆采用长纤维,适合制成优质牛皮纸,在2008年上半年,废弃“利乐包”收购价格是1800元/吨,进口废纸的价格是2900元/吨,富伦纸厂和鑫宏鹏纸厂还有成本优势。
但经济危机迅速到来,进口废纸价格降至1200、1300元左右一吨,“利乐包”的回收价格则升到1800元/吨,加上纸制品市场价格竞争激烈,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为解决这个问题,上述两家工厂要在剩余的铝塑筛渣上寻找更多的价格空间。过去,这种混合物最多卖到1200元/吨。在使用铝塑分离技术后,工厂可以继续将其分解为铝和塑料,塑料在市场上可卖到1500元/吨,铝则价格更高,是7300元/吨。
仅富伦纸厂而言,每年处理无菌复合纸包装近1万吨,每个月产生约200吨铝塑筛渣。在初期投资500万左右上马铝塑分离生产线后,复合纸包装的再生利用价值提高了约30%,月销售收入增长可达25%。
这部分新增赢利空间给了羊和郭二人动力,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急速扩大规模。
羊军的计划是在2010年将产能扩大到年产10万吨牛皮纸,郭振齐则收购了几公里外的另外一家濒临破产的国营纸厂,计划将自己的产能提高到4万吨。
“铝塑分离技术本身早已存在。”利乐负责利乐环保事务的经理姚特克告诉本报记者。事实上,早在2005年,在巴西圣保罗的卫星城市Piracicaba,就有一家利乐巴西等公司支持纸包装回收加工厂,能够用等离子技术将纸包装盒中的铝和塑料成分完全分开。“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等离子技术的设备投入太高,而且也要求企业对'利乐包’回收量够规模,因此利乐在中国进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实验。”
2007年,利乐中国的环保工程师找到了天艺塑胶公司,他们和山东聊城大学的研发小组合作,开发出现在富伦纸厂和鑫宏鹏纸厂使用的半化学半机械的铝塑分离方法。
“(铝塑分离设备)总体投入大概需要1500万元,”羊军解释,“利乐在基础设备上对我们提供了帮助,而且,经由他们论证,整个生产过程也是环保的。”
利乐在中国之所以如此急切寻找性价比高的铝塑分离技术,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的循环经济链条上,鲜少见到有为再生产品生产厂家提供政策倾斜和资金补贴。
在欧洲,以德国的“绿点体系”为代表,其实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在由政府提出包装回收要求后,1990年9月28日,来自包装材料和消费品产业的95个公司组成了德国的生产者责任组织——“包装废物收集利用的环境服务公司”DSD,DSD拥有绿点(green dot)标志。这个组织是与地方政府垃圾处理系统同时并存的另一个回收利用系统,它根据回收体系和不同材质包装物的回收成本测算,规定加入该体系的消费品制造商为每个包装上缴纳多少费用。交费企业可以在包装材料上使用绿点标志。然后,DSD将这些费用补贴给专业公司负责废包装的收集和再利用。
和中国大陆情况最近似的台湾地区,则是在1998年开始,由政府牵头成立了废弃物资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员会,用制造者提供的资源回收管理费去补贴整个资源回收系统的各个成员,比如工厂和拾荒者。
2008年8月,中国已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这个立法意味着中国意识到了日益增长的资源紧缺和环境压力,试图改变高投入和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立法要求在企业的生产源头进行控制,提倡绿色设计和制造,并且将废弃物在回收及处理系统进行再利用,使资源重新回到生产领域。
“但是现在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只是在有关领域中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室副主任翟勇说:“有关产品再利用的比例、再利用率等等这些具体要求,相关行政法规现在还没有出来。”
因此,利乐要在中国搞循环经济实验,目前只能靠在产业链条上寻找到更多的利润空间,来确保下游的包装处理企业能在残酷的市场经济中持续扩张。
“说到底,我们需要靠这部分盈利赶快形成规模优势,”郭振齐在自己的铝塑车间旁总结说,“然后,就能更好地控制利乐包的回收网络。”
控制点
林老板个子不高,脸上总带着笑容,在经营垃圾分捡回收前,他做过水果生意。在他接手这块地盘时,羊军每月从这个地区只能回收80吨利乐包。据估计,这一地区2009年的目标回收量只有3000吨。
“但不要因此小看广州周边地区的回收量。”林老板为自己的商业计划辩解,光东莞地区一个镇的居民,一天消费利乐包的潜力,甚至就超过城市里的几个大型垃圾填埋场提供的回收量总和。因为这里工厂密布,气温偏高,工人们的食谱里常年包括利乐包装的牛奶或饮料。
“只要你让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有前途,”林老板说,“我会想方设法把回收量提起来。”
由于中国尚未建立合理的垃圾分类体系,消费者垃圾分类的培养更无从谈起。林老板这样的民间回收大户成为了“利乐包”回收的枢纽,他们连接着各个垃圾填埋厂、废纸收购点和蒙牛、伊利这样的利乐包装使用大户(从工厂中回收他们的废弃包装),并且也能通过自己的下家——那些更小一些的回收公司来面对成千上万的拾荒者、知道“利乐包”能卖钱的环卫工人和城市居民。
在城市垃圾分类政策缺位的情况下,通过细分价格对回收渠道进行有计划的培养和管理,是羊军唯一能做的事情——他有一个即使在跨国公司的渠道管理者看来也相当精准的管理框架。根据消费“利乐包”的数量,在山东、安徽、上海、广州、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寻找到林老板这样的总代理,为他们中业绩好的人建立奖励制度:比如一个月,代理收上来的“利乐包”达到20吨,每吨就返利200元。羊军甚至答应,为林老板这样信誉良好的合作伙伴提供一部分资金周转。
“我们把收购的标准和价格挂钩,收上来的废包分三个级别,分类和清洁做得最好的价格最贵。”羊军说,“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钱相关,回收环节里的每个人都会慢慢发生转变。”
在收上来的废包里,他们对地区代理从当地工厂拿到的边角料开出的收购价格是最低的。“这不奇怪,”郭振齐解释,“我们很多回收代理都和当地的蒙牛、伊利这样的工厂有密切的关系,从那里拿到大量的边角料并不难。”
但回收企业和造纸厂都意识到,能否拿到工厂料取决于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若完全依赖于这种关系,则会让双方都面临极大的潜在风险。
“比如,工厂分管此事的人忽然改变主意,将这些废料处理给其他回收商。”相比之下,建立起一个从城市垃圾处理体系中获得“利乐包”的稳定渠道更为重要,因为人们对牛奶和饮料的消费总会越来越多。因此,羊军和郭振齐不约而同把从铝塑分离技术上得到的那部分赢利,尽量投入到对这部分渠道的建设中去。
“更何况,利乐帮助我们的主要目的,本身不光是为了处理工厂废料。”羊军说:“而是希望通过我们去把城市垃圾中的废包吸纳出来。”
在富阳当地,受到原料蓝海的吸引,也有中小型企业开始动用“利乐包”造纸的主意。他们的一部分原料来自购买进口废纸中夹带的废弃利乐包,“进口废包是800元一吨,”羊军说,“我们则把收购价格定在1800元一吨。”
除去要负担维护管理回收系统的成本,富伦和鑫宏鹏纸厂为了保证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环保,还投资500万元修建了污水处理及循环使用的系统——然而,其他竞争者则未必会如此规范行事。
“现实确实很残酷,”郭振齐说,“在规范和监管缺失的市场环境下,好行为未必会给企业带来好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羊郭二人对同业竞争者的心态十分矛盾。他们并不特别担心产能大的纸产品生产商加入竞争。事实上,大型企业,比如玖龙纸业就曾与利乐环保工程师有过多次接触,但迟迟没有实质性介入。因为玖龙纸业每日总产能近三四百万吨,若采用新的生产原料,生产线改造成本高昂,以目前的利乐包回收量来看,也无法找到足够的原料来维持大型企业的生产线运转。但如果利乐支持使用该原料的中小型企业过多,原料供不应求,会导致抬高收购价格,企业利润下跌。
“对利乐来说,这有点像在走钢丝时小心翼翼维持平衡一样。”杨斌承认。利乐最终希望看到的结果,是利乐包的回收比率大幅度上升,同时,那些有良好意图和行为准则的企业能够胜出。
但与中国复杂的市场环境相比,一个企业设计商业模式的初衷有时往往会显得过于简单。
这种时时存在的矛盾心态,最近一次特别明显地展露,是在利乐支持天艺塑胶公司开发铝塑分离技术的阶段。一方面,天艺塑胶希望自己的技术产品迅速市场化,另一方面,利乐也意识到,这个技术的应用如果推动了一批中小企业蜂拥上马无菌复合纸包装的处理项目,鑫宏鹏纸厂和富伦纸厂费时费力所搭建的规范、而又脆弱的回收体系又可能会被短期逐利的价格战冲垮。
“但最终,包括利乐本身在内,任何企业都要服从市场规律。”杨斌说,“我们为自己认定的企业提供技术和设备资助,并不是试图控制市场,而是试图为他们赢得一些机会和时间。”
拾荒者
2008年夏天,羊军在富阳的一个安徽籍合作伙伴在送货时遭遇了一次车祸,这个回收者是羊军在当地最好、最稳定的回收渠道之一,每天都在为他提供400到500个废弃利乐包。这次车祸导致合作伙伴胸骨开裂,光住院和治疗费就花了八千多元。
羊军去医院看他,发现他和家人正在为医药费和日后能否继续工作的问题心烦意乱。
就在那一刻,羊军意识到,富伦纸厂的业务是由这些居无定所、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拾荒者们所支撑的。而这些拾荒者们“毫无归属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保障”。这件事情给他的刺激很大。
如何帮助拾荒者群体,让他们觉得“被人尊重”,同时也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经过一番思考,羊军承认,有关的具体实行办法,“还在考虑中”——依照《新劳动法》,将对方纳入自己的企业,风险很大,而为其购买商业保险的金额又太大了。
“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帮一些长期合作的核心渠道商解决社保问题。”羊军说,“以我的实力,只能做到这么多。”
对利乐这些较早在中国市场推进环保项目的企业而言,已经意识到,中国巨大的拾荒者队伍没有组织、分散、不具法人资格的组织形态,因此也无法和企业进行交易。正是这一点,直接制约了利乐和其他大量使用包装的跨国消费品生产企业,比如卡夫、可口可乐推动废弃包装的回收。
此外,还有政策法规上的问题在困扰那些试图在中国回收电子垃圾的IT企业。根据记者了解,由惠普和佳能支持的回收渠道所得到的打印机废旧墨盒寥寥无几,多数墨盒要么被居民无意识地丢弃,部分则被市场上的小贩通过不正规渠道拿去“废物利用”,再次填充后卖到市场上去。不正规的企业处理墨盒会污染环境,也挤压了正规回收企业。
目前,中国现有的关于废弃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管理条例,其核心是针对回收管理,而不是回收再利用。它遵循1992年中国加入的《巴塞尔公约》,禁止电子垃圾跨省运输,这就使得企图统一处理电子垃圾的跨国公司在某种程度上遇到法规上的障碍——可能将电子垃圾收集上来,也很难将其运送到自己支持的企业去进行再利用的加工。
“说到底,在中国推动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各司其职。”杨斌认为,“在中国,政府为循环经济立法尤其重要,而公众的垃圾分类和环保意识也需要政府来推动和宣传。”
而这远非利乐,甚至几家大型包装生产商通力合作就能办到。
因此,利乐、包装协会和一些包装使用和生产厂商建议,中国政府可以将其他国家地区的经验纳入正在制定的《包装物回收利用管理办法》。
在与包装物回收利用有关的三个群体中,目前国际通行的模式是:由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指导企业和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和处理;政府有关部门或是生产者有责任组织对包装使用企业发放补贴。比如可口可乐、卡夫统一收取包装处理费(费用分摊比例则由包装使用企业与包装生产企业自行协商);政府对废弃包装处理企业给予税收、采购政策的支持;收取包装管理费的组织对相关包装处理企业发放补贴;同时,在整个包装处理链条中,政府有关部门要起到监督和核查的作用。
但是,“欧洲通行的生产者责任制未必适合中国,因为(循环经济)更多地牵扯到社会问题。”国家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管理处处长钟斌则指出,真正要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制度需要很长时间。各国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订政策细则。
事实上,欧洲人对此早有体会。根据杨斌回忆,当利乐中国的成员访问欧盟废弃物包装管理机构的时候,就有欧盟官员告诫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千万不要照搬德国的回收模式”。
所谓德国模式,是指欧盟中一些东欧国家效仿德国,由企业和政府牵头投资建立了昂贵的回收体系,结果引发了一场正规军(政府企业支持的回收部门)和拾荒大军的资源争夺战。其结局是,硬生生抢夺了后者的饭碗。
业内认为,现在看来,对于第三个群体,也就是拾荒者群体的组织管理中,巴西政府的做法可能最值得仿效。
1992年,巴西非盈利环保组织“塞普利”(CEMPRE)成立,这个组织帮助政府将拾荒者收编成为了类似合作社的法人组织——这等于是通过政府的许可和支持将垃圾分拣产业化,并使拾荒者的地位合法化。由于合作社的工作是劳动力密集型工作,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可以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在这个实验中,政府负责为合作社的垃圾分拣提供固定的地点或场所,“塞普利”和企业及其他NGO则为合作社提供核心设备(核心设备是压缩打包机)和管理指导。合作社管理下的拾荒者的月平均收入可以达到200美元,相当于巴西最低工资水平的两倍。
目前,巴西一共有300多个这样的合作社,共创造了50多万个就业机会。这种成功的管理模式使得巴西的5500多个城市中,到2004年有237个城市加入了垃圾分类处理的队伍。另一个数字是,巴西的铝易拉罐90亿个,回收率达到96%,高居世界第一。其他的包装比如:钢易拉罐、纸箱、玻璃、PET饮料瓶和无菌包装纸盒、塑料的回收率都居世界前列。
“所有这些国家的成功和失败经验都说明了一点,即循环经济实验能否成功,不取决于利乐一家公司,”杨斌承认,“但这也是我们为之努力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