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许多人逐渐认识到,中国的节能减排目标非常具有挑战性,成本是非常高的,而目前的效果很好

　　◎ 中国经济结构的刚性和惯性,决定结构调整只能是微调,不能大调,只能一步一步来,不能希望立竿见影

　　◎ 随着经济的复苏,能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的增长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要警惕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迅速反弹

　　◎ 全世界减碳已是势在必行,如果我们在新的投资中不考虑碳排放因素,将来很多产品就进入不了国际市场

　　◎ 节能减排话题的“高热”,可以从潘家华这位业内知名专家排得满满的日程看出,最近他甚至难以挤出整块时间接受采访。11月27日,在由潘家华主持的一个低碳经济相关会议茶歇期间,记者见缝插针,请他评说我国节能减排的进展。

　　“十一五”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会实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努力是认同的、赞赏的

　　记者:我国“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约束性指标中,节能减排被普遍认为是最为艰巨的。现在“十一五”就要进入最后一年了,您怎么看目前节能减排的进展?

　　潘家华:我国“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目标,一是具有导向性,二是具有挑战性,三是具有约束性。制定“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时,不少人觉得是不是多了、高了,这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到过,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做这些事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从现在公布的单位GDP能耗数据来看,目前是时间过半,目标还没有过半,这就表明现在的进度还略有滞后。

　　但这个滞后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投资有一个迟滞效应,过去的投资要在明年、后年才能体现出来,特别是国家4万亿投资里面,有15%左右的投资是直接用于节能减排的。我对2010年底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是有信心的,这个约束性目标的实现,将为“十二五”的进一步深度节能减排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记者:您经常与国外专家学者交流,他们对中国“十一五”节能减排的进展,有哪些看法?

　　潘家华:国际社会一开始对中国不了解,指责特别多。有一些人认为:第一,中国排放量这么大,增长这么快,又不承诺减排,对世界不负责任;第二,中国的体制下官员不讲真话,数据都是假的;第三,你们技术落后,资金不足,很多设备都应该淘汰。不了解情况,怎么可能客观地看待问题呢?

　　这些年,由于中国政府,包括我们这些学者在国际上的交流沟通,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不断深化,理解不断加深。许多人逐渐认识到:中国的节能减排目标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成本不光是经济成本,关掉一个小造纸,关掉一个小煤窑,关掉的就是就业的大门,社会成本非常高。实际上,中国节能减排的效果很好,类似发展阶段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得像我们这样好。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世界上也很少有国家做得有中国这样好。

　　不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消费趋势颇有微词,我觉得他们是对的。到北京、上海一看,大排量汽车很多,都是油老虎。到欧洲去看,都是小排量汽车,两厢车特别多,排量1.4就了不起了,哪像我们这儿动不动就2.4、2.8甚至4.0。我们的房子也建得越来越大。中国没有这个资源条件,我们不可以这样奢华,不可以这样浪费。

　　总体上讲,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努力是认同的、赞赏的。

　　产业结构具有刚性和惯性。随着经济复苏,要警惕能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迅速反弹

　　记者:调结构对节能减排意义重大。今年我国GDP“保八”没有问题,在保增长的同时,调结构这个目标完成得怎么样?

　　潘家华:对中国来讲,受发展阶段的限制,调结构实际上是很难的。为什么难?一是结构的刚性,二是结构的惯性。

　　结构的刚性说的是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需要大量的消费品,因而,工业所占的比重必然高。不高的话怎么办?我们钢材、水泥到美国去买?美国钢材年产量才1.1亿吨,我们一年就消耗5亿吨。我们不可能依靠中国以外的一个世界工厂来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提供巨量的原材料产品。所以我们喊了这么多年调结构,就是调不下来,这是刚性所在,不是想调就调的。我们调,只能是微调,不能大调。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第二个就是结构的惯性。因为调结构需要时间,只能一步一步来,不可能一步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要寄望于调结构立竿见影。关键是要提高能效,改变消费模式,提高清洁能源的比例,这样我们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对世界的承诺,才能落到实处,见到成效。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需要警惕国际金融危机过后,随着经济的复苏,能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迅速反弹。

　　潘家华:金融危机来临的情况下,能源需求改变,打击最大的是高耗能的企业、高耗能的产业,这就使得节能减排的压力大大降低。没有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目标可能很困难。

　　随着经济的复苏,能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增加是必然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1998年—2002年能源消费是负增长,1999年降幅高达9.3%。危机过后能源消费迅速大幅反弹,2001年增长9.4%,2002年增长14.8%,增长迅猛。现在金融危机应该是已经探底,经济开始恢复了,投资会增加,生产会满负荷,居民收入会增加,消费也会扩大,能源消费的增长是必然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保证新型工业化中节能减排型的经济恢复,而不是不问青红皂白,只要能够“保八”就大上硬上。金融危机冲击,使高耗能的产业、产品萎缩了一些,现在我们绝不能让那些高耗能、被淘汰的东西再冒出来了,要把产品和产业结构转型的成果固化下来,不要反弹回去。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新的投资中,一定要注意投向高能效、高碳生产力的,单位碳的产出越高越好。

　　第三,消费方面要倡导节能减碳型的生活方式。经济危机中,中国“保八”是成功的,老百姓兜里的钱估计不会下降,还会增长,兜里有钱后,消费模式绝对不能像美国那样高消费,如果我们走向美国的消费模式,将来会积重难返。

　　第四,我们要在长远的规划、投资方面,注重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国现在是新兴的、上升的重要经济体,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重要一员,在这方面不是跟着走,而是应该走在前面,引领发展。

　　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积极的、艰难的,但经过努力可以实现

　　记者:11月26日,我国公布了到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等具体目标。您怎么看这个行动目标?

　　潘家华:我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在确定这一行动目标的过程中参加了一些讨论。这个目标,我认为是积极的。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可能陷入困境、僵局的情况下,把这个自主行动的目标拿出来,是非常真诚的。我们知道,“巴厘路线图”是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谈判的基础,但“巴厘路线图”并没有要求发展中国家作出量化的减排承诺。在发达国家减排承诺不够或者没有作出承诺的情况下,中国作出这样的承诺是建设性的。

　　但是,实现这个指标是艰难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目标有些偏高。我们能够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目标,但“十一五”的目标不可能复制到“十二五”。关停效果好、成本低的小火电、小炼钢、小水泥,基本上在2010年前就关停完了,同样幅度的节能减排,下一步做起来显然更困难。“十三五”的节能减排幅度必然要低,因为节能减排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我们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人口数量增加,生活品质将进一步提高,要想节能减排、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谈何容易,我们必须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们必须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对中国自身也具有重要意义。实现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也有助于减少其他污染物的排放,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整体改善。

　　记者:国际社会提出应对气候变化,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您刚才也提到新的投资要注意投向高能效、高碳生产力,请展开谈谈。

　　潘家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前夕,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把碳排放作为一个指标,在“十二五”规划中得到体现。高能效、高碳生产力,就是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实现低碳发展,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目前,全世界减碳已经是势在必行,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谋划今后的发展,必须要有战略眼光。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在投资中不考虑碳排放的因素,将来很多产品就进入不了国际市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将被淘汰!现在发达国家的很多产品已经有碳标识、碳标签了,我们再不考虑这个问题,将来的产品就出不了国门。我们的产品、企业就没有竞争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