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成都楮纸一下成了市场的新宠，用途广泛，费著《笺纸谱》说：“凡公私簿书、契劵、图籍、文牒”，皆用楮纸书写。尤其是在宋代，高质量的成都楮纸，还被朝廷指定为印制纸币的专用纸。凡用于印制纸币的楮纸，均由官方监制，抄纸工人也全都纳入政府编制。

　　成都楮纸成新宠

　　苏东坡《鹧鸪天·陈公密出侍儿素娘》词曰：“娇后眼，舞时腰，刘郎几度欲魂消。”所谓刘郎，源自南朝刘义庆《幽明录》中的传奇。说是刘晨、阮肇二人在山中遇见两个陌生的美女，并受邀至美女家中，“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脆，令人忘忧。”大约住了半年，刘、阮二人才告别美女，下山回家，此时“亲旧零落，邑屋改变，无复相识”，子孙已历七世。

　　刘、阮二人遇仙女的奇缘，《幽明录》是这样开头：“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榖皮。”这里有一个疑问，刘阮二人“取榖皮”来做什么?有学者考证，这是为了造纸。榖，木名，即楮树，成都人称为构树。《说文》曰：“榖者，楮也。”根据刘郎传奇来推断公元一世纪就以楮造纸，目前还有争议。不过，在《幽明录》作者所处的南朝，用楮造纸应是事实。陶宏景《名医别录》说：“楮，即今构树也，南人呼榖纸为楮纸。”贾思勰《齐民要术》曰：楮，“其皮可以为纸者也。”书中还详细记述了种植楮树的方法。估计是楮纸工艺还处在探索阶段的缘故，南北朝时期的楮纸没有什么特色可言。

　　到了唐代，成都发达的造纸业和纸工的智慧，改变了楮纸无人问津的命运，成都楮纸一下成了市场新宠，用途广泛，费著《笺纸谱》说：“凡公私簿书、契劵、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皆用此纸)。”

　　楮纸名品有四色

　　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的造楮纸法是：“凡楮树取皮，于春末夏初剥取……楮皮六十斤，仍入嫩竹麻(竹纤维，“麻”为形容词)四十斤，同塘漂浸，同用石灰浆涂，入釜煮糜”，然后漂洗、舂捣成纸浆。与宋应星的说法稍有不同，成都人没有添加竹料，而是尽用楮皮。《笺纸谱》记载：“广都(成都)纸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荣、三曰冉村、四曰竹丝，皆以楮皮为之。”《笺纸谱》还详细记述了四大品牌楮纸名的由来：广幅而不用白粉者，叫做假山南;狭幅而用白粉以浆涂纸面，再砑光(用石磨纸面)，使纸质白净者，叫做假荣;造于冉村，用村边溪流的清水洗涤纸浆，纸质洁白者，叫做冉村;造于龙溪乡，轻细柔韧者，叫做竹丝。“而竹丝之轻细……视(比)上三色价稍贵。”

　　宋代，成都楮纸销量和影响力甚至超过麻纸。究其原因：一是楮纸工艺日臻完美，二是成本低于造麻纸。麻既用于造纸，也是织布原料，宋代朝廷在四川采取先支付布钱给百姓的所谓“和买”方式，尽量多收购麻布，鼓励百姓多织麻布，以供士兵的春衣。于是用麻作纸料的数量大幅减少，麻的价格也随之上涨。相反，造楮纸，在将楮树皮剥下用于造纸外，其余的则当做柴火，足够煮树皮之用，可谓两全其美。

　　净众寺旁造纸币

　　成都楮纸在历史上有骄人地位，还在于它被两宋政府定为纸币专用纸。自北宋初期，由成都16户富商集资36万缗做保证金，在世界上首次发行纸币交子，到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朝廷特设成都交子务，改由官府发行，面值由临时填写改为定额，至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为止，共发行42届官营交子。自43届起，将交子名改为钱引，宝祐三年(1254)又改称会子。无论是交子，还是钱引，或是会子，宋代发行的这些纸币用纸，均采用成都特制楮纸，所以宋人常将纸币称作“楮币”，或“楮券”，也简称“楮”。如宋人方回《忆我》诗：“朝廷易楮币，百姓骈叹吁。”宋人华岳《述怀》诗亦云：“楮券不堪供虏币，沙筹那解足军粮。”

　　费著撰写的《楮币谱》记述了宋朝“大观元年五月，改交子务为钱引务”之后，在成都印制纸币之事。其“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1163)，使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绍熙五年(1194)，始创抄纸场于寺之旁，遣官治其中。抄匠六十一人，杂役三十人。”可见，印制纸币的楮纸，由朝廷派来的京官监制，抄纸工人也全都纳入政府编制，算是央企员工。仅位于成都西郊净众寺特制楮纸工场的员工，就近百人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