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资源与环境已经成为制约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两大课题。建立良性的资源消费模式,促进可再生资源的有效回收利用,拷问着国家、社会、企业乃至每一个民众的智慧。日前,利乐中国副总裁杨斌女士接受本网专访时透露,该公司自1998年以来已投入1.5亿专项环保资金。同时,就如何让可以再生利用的资源得到再生这个话题发表看法,指出跨国企业在中国应走环保发展之路。
今年利乐纸包装预计回收超过60亿包
新华网:利乐给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一家领先的纸包装生产企业,但随着“绿色世博椅我为荣”和“低碳I do”等一系列环保活动,利乐在环保方面的表现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请您介绍一下利乐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
杨斌:利乐对饮料纸包装回收的支持始于1998年。到2009年底回收量已达44亿包,今年预计会超过60亿包。其中,北京地区的回收率已经接近50%。在北京地区能够达到这样的回收率,对我们来说非常欣慰,这说明我们在北京周边扶持回收商和再生企业,并与他们一起推动包装回收的这条路是可行的。今年7月14日,利乐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全国回收再生合作伙伴的聚会,相互交流各自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期在今后将回收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在有意识扶持一些回收个体户
新华网:据了解,为了推动包装的回收利用,利乐在全国范围内扶持了一些回收商和再生企业。请您和大家谈谈利乐与这些企业的合作方式和细节?以及利乐选择通过扶持他们来打造纸包装回收产业链的原因?
杨斌:让可以再生利用的资源得到再生是打造环保价值链的重要环节,而让资源回到资源更是利乐重要的环保理念。具体到推动纸包装的回收再生,利乐的思路是先把消费后利乐包装的再生加工产业做大,废弃包装的再生产品具有了价值,废弃的利乐包装就能够成为一种原材料,具有自己的市场价格,市场的力量将有力的促进利乐包装的回收。十几年来,利乐一直在中国推进再生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不断扩大资源再生利用率,如彩乐板、塑木、水力碎浆和铝塑分离等循环利用技术,都是利乐在这十几年来向中国推广和支持开发的。
中国的回收商往往是个体户,他们会把有价值的垃圾分拣出来后,送交到再生利用企业。随着循环再生产业链的完善和发展,仅靠个体户型回收商的单打独斗很难支撑再生利用企业的回收需求,如果回收量上不去,将会制约整个产业链的健康运转。所以,利乐也一直在探讨如何支持建立一个更加有效回收的模式。
利乐有一个专门的环保团队,每天跟垃圾打交道,去了解究竟什么样的回收方式才能够更有效地把这些废弃的、有价值的东西回收起来。中国的现状是欠缺垃圾分类体系,因此拾荒者是非常重要的回收力量。以北京为例,我们和北京市一个国有回收公司合作,同时再联合北京市的一些拾荒者共同进行回收。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拾荒者有利益驱动力去做包装回收,但是往往很多的小区他们是进不去的,国有体系没有那么多的人力,但是可以进入很多的网点。如果两者能够结合并双管齐下的话,对回收量的增长就会有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在2006年年底的时候就开始做拾荒者培训等工作,后来我们也在一些主要的城市有意识地扶持一些回收个体户。
从资金到技术,利乐巧解中小企业环保难题
新华网:作为包装回收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回收和再生企业自身的发展创收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问题,请您谈谈利乐如何帮助它们解决这些问题,并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杨斌:在回收环节,以我们谈到的回收个体户为例,他们最需要的是运输车辆,如果等到资金充裕了再买就太慢了。然后就是一个可以堆放、分类可回收垃圾的场地。从效率的角度看,单独为某一种可回收物建回收体系是不可行的,所有有价值的各类回收物应该集中回收起来,然后进行分类。因此,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一个尝试就是帮助这些回收个体户建立分拣中心。以北京为例,利乐支持在建的一个比较大的分拣中心可能在年底之前就会完工。
从再生企业的角度来看,这些小企业遇到的问题会更多,比如技术改造和设备购买,这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实际问题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再生企业筹集足够的资金投入运营需要很长的时间。利乐在过去几年支持他们购买了设备,并提供技术支持。
在再生技术研发方面,利乐总部设立了一个环保技术中心,其功能之一就是把各地的再生利用技术集中起来,同时再反馈给各个市场做支持。利乐2006年与山东一家企业合作研究铝塑分离技术也邀请了这个环保技术中心参与技术研发。
此外,利乐还帮助再生企业建立配套的环保设施,以确保资源的再生过程中不会产生二次污染。比如刚才提到的与山东企业合作研究的铝塑分离技术,究竟会使用到哪些化学品?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在研发过程当中,我们不仅对化学用品的使用进行了相应调整,还邀请上海环科院参与研究,这同时也是对再生技术本身进行的环境评估。该技术试运行之后,不仅被证明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还得到了环科院的认可。2009年3月份,铝塑分离技术在杭州富阳投入工业化应用,现在这个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
利乐已投入环保资金超过1.5亿元
新华网:从您刚才的介绍中我们发现,作为一家液态食品包装企业,利乐在支持包装回收,推动环保方面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这样的投入是否有具体的数字和网友们分享?
杨斌:从1998年到现在,利乐累计投入的专项环保资金已经超过了1亿5000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年的投入都在1000万元以上。这些投入包括设备采购,技术研发,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投入。与之相比,利乐在环保宣传方面的投入就微乎其微了。利乐在媒体上的曝光量其实并不是由于资金投入,而是因为近年来我们的一系列环保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比如上海世博局、地球卫士周迅、腾讯网、新民晚报等等,因为有公益的契合点,众人拾柴火焰高。
国外回收模式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新华网:作为一家跨国企业,国际理念和本土化经营的双重角色让利乐能够以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包装回收问题。请您介绍一下国外的包装回收模式,以及对中国包装回收产业的借鉴?
杨斌:回收体系的建立应该结合本地国情,因地制宜是非常重要的。在欧洲,回收采取收费制,政府要求强制回收,严格意义上可称之为义务回收,也就是说全体社会成员都有义务把废弃物回收起来,德国就要求每个家庭都必须将生活垃圾分类。收费也不是由政府实施,而是企业自发形成一个组织,比较知名的有德国的绿点组织,这是一个非政府的行业协会性质的机构,只要是使用包装的终端产品生产企业,如卡夫、雀巢、可口可乐、联合利华、宝洁等等,都会加入这样的机构去参与回收。这些企业按使用某种包装物的量(比如塑料瓶、玻璃瓶、塑料袋、塑料薄膜、纸类等等)以及不同包装形式的费率缴纳“绿点费”,绿点组织再用收来的绿点费支持回收体系。
之所以将责任主体,尤其是收费对象定位为生产终端产品的企业,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些企业是使用何种包装类型的决策者,通过收费可以促使他们选择更环保,也就是费率更低的包装形式,以达到收费的根本目的;其次,这些企业在整个价值链上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向上他们可以将部分成本转移给包装供应商(如利乐,以及其他包装生产企业),向下则可以将部分成本转移给消费者,从而达到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尽义务的目的;第三,这些企业在市场上具有“可见度”,便于绿点组织审计核查。收费制在中国是否可行,取决于全体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分类回收渠道的畅通连贯、所有企业的诚信,等等诸多因素,需要有关部门进行详细调研。
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并没有采用收费制,而是根据当地国情,由政府与企业各司其职,各自利用自身优势来推动回收。从国情来看,巴西跟中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首先是国土面积辽阔,国民环保意识难以在短期内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其次是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这些富余劳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很多人以街头拾荒为生,这些人长期没有稳定的职业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于是,巴西政府首先要求所有的消费者要把废弃物分成干和湿两大类,同时为拾荒者提供回收分拣用地,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使他们拥有稳定的工作场所。同时,企业界自发成立了一个协会——塞普利组织(CEMPRE,直译过来就是“促进包装回收联合会”)来推动回收利用。该协会的工作主要就是为合作社提供各种车辆、分拣打包设备等方面的支持,同时还做一些合作社成员培训、联谊、表彰等工作,这样,拾荒者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归属感,利乐中国在为拾荒者做培训的时候也体会到了这点。巴西回收合作社成员的月收入水平在人民币2000多元,在巴西来看也远远超出了贫困线。我们认为,巴西的情况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以往的成功经验表明,废弃物再生利用产业的最佳模式是打通一条从资源回到资源的产业链。这是一个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过程,单凭一家企业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要解决这一困境还需要政府、行业、社区以及消费者等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只有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共同努力,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事业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