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二五”发展规划建议中，有两个令人深思的新表述:一是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二是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这二者既是各自成立的重要命题，又共同构成了一个严谨的逻辑链条，从而把环境这一当前制约我国发展的矛盾和障碍，转化为保障和促进发展的条件和优势，而这正是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的宗旨。在非常重要的5年发展规划中做出这样的宏观部署，意义是深远的，需要我们深入领会和理解。

 当前，我国和世界不断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国家发展处在新的历史时刻，环境保护也处在新的历史时刻。这个时刻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环境保护日益表现出一种对于经济发展的独特作用，即环境保护不是经济发展的妨碍因素，相反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因素，从而更新了过去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难以兼得的传统认识，把环境保护提到了一个更加积极、有为和主动的地位。

 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得到转变

 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是资源环境消耗型的。粗放和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但带来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而且阻碍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对长期经济发展不利，所以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当前，我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引起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也给自身带来了一系列严峻挑战，如投资消费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增多、环境问题突出等。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发展方式问题，不能通过停止发展来解决，也不能期望在发展中自动解决，只能通过主动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来解决。因此，中央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我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主线，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

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途径，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是提高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根本举措，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我们要深刻认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意义，大力推进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已经转向“怎样更好地发展”上来。

 我国学者曾经做过增长核算，结果表明:在经济增长中，资本(包括资源环境投入)贡献率为60％左右，劳动贡献率为10％左右，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贡献率为30％左右。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是资源环境消耗型的，相对于国际上比较先进的经济发展方式而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60％以上依靠科学创新和技术进步的贡献)，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需要逐步降低资源环境消耗而增加技术进步含量。

 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总体上我国经济增长表现出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和低效率产出四大特征。

 从资本投入看，近50年来我国GDP增长10多倍(不变价)，而矿产资源消耗增长40多倍。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2000年为36.4％，2003年为42.7％，明显高于美国、德国、法国一般(20％左右)水平。“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头4年，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和5.01亿元。

 从资源消耗看，我国5类主要资源(淡水、一次能源、钢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属)的节约指数为1.8％(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意味着我国这5类资源的平均消耗强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90％，位列世界5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3.7％)中的第54位。我国目前的综合能源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15％～25％；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耗能高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2～3倍。我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以上，而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高能耗行业的能源消费又占整个工业终端能源消费的70％以上。也就是说，高能耗行业差不多消耗了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一半。

 从污染排放看，目前我国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出的固体废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单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强度分别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由发达国家组成)国家的9倍和8倍。

 从产出效率看，资源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

 以上数据是中科院在2006年的数据，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了进展，上述数据有了一些改进，但总体水平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总之，粗放和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但带来了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而且阻碍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对长期经济发展不利，因此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相比，我国环境保护的强度长期严重不足。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应从加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和管理做起。这就是说，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形势下，环境保护被赋予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功能: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落后固然有很多原因，但追根溯源，与过去偏于软弱的环境保护约束有关系。我国人口众多，有效国土少，环境条件比较脆弱。在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发展经济，应该采取比较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以利于形成一个产业结构与资源特点相适应、资源利用效率比较高、对环境冲击比较小的经济体系。但实际上，我国环境保护的政策力度和实施能力长期以来一直相对较弱:各级干部任用制度中缺乏环保要求，使各级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制长期得不到落实；环保投入长期不足，难以满足污染削减的资金需求，环保公共工程难以实施；在2008年环境保护部成立之前，虽然原国家环保总局付出了极大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环保机构一直地位偏低，基层环境执法力量力不从心；环境法律规定偏于软弱，环境标准偏低；公众参与发展不足，没有发挥有效的监督和制衡作用。这些表明，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相比，我国环境保护的强度长期严重不足。

 偏弱的环境保护管理导致的一个重大不利后果，就是放任产生了一个粗放落后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一旦形成很难调整，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发展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错失了用严格的环保要求来规范、引导和塑造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软弱的环境保护政策未能有效约束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后者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应从加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和管理做起。这就是说，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形势下，环境保护被赋予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功能: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发展。

 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发展，就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对经济发展提出基础性要求，通过加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等，促使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了统一和融合。为了实现这种不同于以往的特殊功能，环境保护的思想、方针、目标、任务、措施等必须进行重大调整，环境保护所需的法制、体制、机制、能力等各方面都需要进行重大改进，实现根本性、战略性和历史性转变。

环境保护能够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如何优化经济发展？主要有4个途径:一是促进产业发展模式的优化转变；二是直接促进企业生产利润的提高；三是加快推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四是促进行业市场竞争力的大幅提升。

 对经济发展加以严格的环境保护要求，看似是对经济发展的无情，实际上是治疗传统发展方式弊病的苦口良药。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特殊功能，在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今天表现得更为突出。

 环境保护为什么能够优化经济发展？因为环境保护要求把环境承载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要求经济发展走少排放、低排放(最好是零排放)道路，这对经济行为主体是一种外在的、强制的约束条件，促使其努力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尽量循环利用再生资源，并且能激励其通过发展绿色产业获得新的经济效益。这在客观上会提高经济系统质量，增强国家经济竞争能力。

 环保政策的调控对象是具有强烈适应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的主体，他们能够根据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甚至能从这种外部条件的变化中发现或创造出新的获利机会。所以那种认为企业会因为严格的环保政策而影响自身发展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关于加强环境保护是否会妨碍经济发展，国内有学者研究了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通过对中国制造业17个主要产业的实证分析，并比较了中国与美国的实际经验，认为加强环境保护不会削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事实证明，美国实施了较严厉的环境保护管制，但其污染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削弱。国内一些研究表明，当环境管理增加1％时，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专利授权数量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分别增加0.12％、0.30％和0.22％。这证明适当的环境管理对于企业的赢利是有好处的。

 环境保护如何优化经济发展？主要有4个途径:一是促进产业发展模式优化转变；二是直接促进企业生产利润提高；三是加快推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四是促进行业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

环境保护可以促进产业发展模式优化转变。以我国汽车工业发展为例: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国外汽车生产技术时，对汽车尾气排放标准要求不是很高，甚至把尾气治理生产线和车辆尾气净化装置给省略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使当时还不富裕的人们能够用得起汽车，当然付出的代价就是汽车尾气污染加重，城市环境质量下降。后来，随着汽车数量大增，城市大气环境容量越来越小，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必须提高尾气排放标准。如北京已先后实施了相当于欧洲相应标准的国Ⅱ、国Ⅲ和国Ⅳ标准。这一环保标准的提高，不仅改善了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而且引起了汽车工业的大幅度变革。一些落后的、污染重的汽车生产技术被逐步淘汰，新的先进技术和工艺得到开发和应用(如化油器技术改成了电喷技术)。我国汽车工业由此得到快速发展，汽车环保水平提高后，能够满足国际上较高的环境标准要求，又有较强的价格竞争优势，因此我国开始成为汽车出口国，打入了欧美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类似的例子在其他产业也存在。这说明在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后，环境保护的要求可以促使传统工业脱胎换骨，实现科学发展。

 环境保护可以直接促进企业产生利润。如济南钢铁公司对“三废”进行综合治理，煤气用于发电，冶金渣转变为建筑材料，废水经过处理重新利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江苏省昆山市电子信息产业蓬勃发展，许多废弃物随之产生。昆山市为此组建成立了20多家专门“吃废”的企业，短短几年间就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依托，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构筑资源节约型体系为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链环群”。这一事例说明，在新的发展方式下，过去被作为废物抛弃的部分资源，经过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的作用，又被提取了新的价值，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环境保护可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山西省在几年前掀起环保风暴，通过区域限批、限期淘汰等措施，关闭了六七千家小煤矿、两三千家小焦化厂，对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20台电力机组予以关闭，对32台机组停产治理，对124台机组进行了处罚。这些措施不但使11个重点城市二级以上天数比上一年增长8.67％，地区环境质量改善很多，而且为后续的产业转型腾出了环境承载能力。这个省随后上马的160多个材料工业项目、370多个装备制造业项目、100个煤化工项目，都是新型工业化的产物。正如山西省领导所说:“这些项目从建设到投产需要一段时间，一旦新的支柱产业形成，山西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质变。”这说明环保行动引发了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

 环境保护可以促进行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近年来，我国钢铁行业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实施余热余能回收及重大环保工程。仅以2007年为例，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综合能耗比上年同期下降2.32％，节约标准煤1765万吨；吨钢耗用新水5.64吨，下降16.24％，节水3.5亿吨，减排二氧化硫2535吨，钢铁产量不断增长，经济成效显著。山东省曾在“九五”和“十五”期间分批关闭了治理无望的草浆造纸企业生产线，保留的企业则投入巨资进行污染治理，到2002年底全省造纸企业个数减少到246家，产量却增加了188％，COD　下降了66％。

 加强环境保护可以更好地促进而不是妨碍经济发展，这一结论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上也得到了印证。瑞典、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用严格的环境政策促使经济转型的历史阶段。那些经历了严格环境政策“洗礼”后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很多已发展为先进生产力的典型，成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长期以来面对日益严苛的限制施用化学药剂的环境法规压力，荷兰花卉企业努力在花卉栽培上进行创新，提高了对水肥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了化学药剂的使用量，同时降低了成本，获得了更佳的产品品质，提升了其花卉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使荷兰出口的鲜花占全球市场数量的65％。

 1992年，美国企业竞争力专家、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专门研究了受到环境法规影响较大的几个产业在创新方面的进展，发现这些行业企业都在努力提高资源生产力以满足环境法规的要求。以化工部门为例，29家工厂为了避免浪费资源而进行技术创新，在181项预防浪费的活动中，只有一项活动的结果导致成本增加；在70项产量有所变化的活动中，有68项活动的结论是产量明显上升，其中还有30项活动的平均产量上升了7％。波特指出，严格的环境管制会通过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因为企业在充满竞争的市场中运作，绝非处于静止状态，而是常常以创新的办法来应对来自竞争对手、客户、法规等的压力，因此妥善设计的、良好的环境标准有助于引发企业创新，通过更有效率地使用原料、能源及劳动力等，降低产品的总成本或提高产品价值，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他的这个论点被人称为波特假说。

 对于波特假说，波特自己和另外的经济学家分别提出了一些解释作为其理论基础。波特提出了创新补偿论和先动优势论，前者是说由于环境管制的压力，企业加快了技术创新，由此带来的利益可以补偿环保成本；后者是说环境管制把一部分落后企业排除出了市场，反而使遵守环境法规的企业获得了更充分的市场份额而增加利润。英国产业联合会认为，对自然资源更为有效的利用以及对新方法的需求，为企业提供了商机。欧盟环保局以欧洲的经济增长和提供工作岗位为着眼点，认为环境管制可以降低工业商业的成本，为环境友好型的商品和服务提供市场。

如何从经济学原理来解释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机理？英国经济学者斯瓦松做出了说明。他假设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仅生产两种产品A和B。产品A的生产除了需要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之外，还需要消耗大量的环境资源；而生产B产品只需要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当对企业增加环境管制的时候，企业在开始阶段会因为增加新的生产成本而出现产量降低的现象，即企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下收缩。随后，企业为了规避由于环境管制压力造成的成本压力，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最后由于技术进步反而促使企业生产能力的扩大，即生产可能性曲线由开始的向内萎缩变成最后的向外扩张。从经济学理论推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加强环境保护虽然在短时期内会导致生产力下降，但从动态、长期的角度来看，企业会根据环境管制的压力调整企业行为，促进技术创新，反而会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实现全社会生产效率的整体提高。

 可见，环境保护可以优化经济发展，是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有很强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群体，他们为了适应环保要求，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采取更好的发展方式，形成更强的经济竞争力。同时，环境保护的要求改变了市场准入条件，使那些落后技术和产业被淘汰出局，从而使先进生产力得到更大的发展机会。

 建设“两型”社会是重要着力点

 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需要从价值观念、政治决策、经济体系、科技导向、社会管理等各方面对社会进行全面和务实的改造及调整。

把建设“两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这个命题包含两个重要含义。一是建设“两型”社会必须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联系起来。建设“两型”社会是一整套具有特定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评价“两型”社会建设的效果，不但要看是否实现了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的目标，而且要看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者必须兼顾和共赢，这是一个更高层面的战略意图。二是建设“两型”社会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但不是惟一着力点。除了“两型”社会建设，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可以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这意味着“两型”社会建设与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是存在竞争性的，若有松懈，可能会失去重要着力点的地位。因此，“两型”社会建设本身必须加强、加快。

 由此可见，相对于“十一五”时期，“十二五”期间推动建设“两型”社会，目标更加综合，任务更加紧迫。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建设“两型”社会是中央在本世纪头5年提出来的，后进入“十一五”规划和写入党章，现在再次强调“两型”社会建设，既是延续和扩展“十一五”已做的工作，更是开辟一个新的阶段。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指一种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社会发展状况，它反映了整个社会对自然环境采取友好、亲近和和谐的理念及行为方式。它既是一种环境伦理观念，也是一种环境保护实践指南。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其实质就是以环境保护的标准去衡量社会、塑造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部署，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任务归纳为一点，就是在全社会形成不损害环境、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具体而言，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需要从价值观念、政治决策、经济体系、科技导向、社会管理等各方面对社会进行全面和务实的改造及调整。

 第一，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决策体系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发展状态，必须在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创造向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转型的必要的政治保障条件，特别是建立全面的政绩考核制度、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

 要树立全面、科学的政绩观，将环境质量变化和环境保护工作进展作为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激励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观念。要建立和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

 要实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并用这个体系全面评价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及发展潜力。

要让社会公众充分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让公众成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决策者和建设者。要公开环境信息，建立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渠道和机制，如论证会、听证会、政府政绩评议会等，维护和保障群众的环境权益。支持和引导合法的民间环保组织，使其成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力量。

 第二，建立以绿色经济为主体和特征的经济体系

 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体系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核心，必须把生态环境作为影响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把资源环境的供求关系纳入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之中，把物质财富的增长控制在自然资源与环境可自我恢复的阈值以内。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在产品层面，要从产品设计开始，把资源循环再利用的思路贯彻到整个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之中。对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也要采取适当技术进行再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在企业层面，要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方式，树立清洁、节约、环保的新型企业形象。在产业层面，要进行产业的生态化改造，建立和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绿色服务业、废弃物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产业。在国际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要实行绿色贸易，减少资源密集型、环境污染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贸易，减少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流动产生的污染转移和各种环境风险。

 建立环境友好的经济体系，必须重新确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关系，把环境保护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上。要按照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方向，调整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引导企业生产行为和人们的消费行为朝着对环境友好的方向发展。

 第三，大力发展和应用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

 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突破传统科技发展思路，使科技进步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应用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环境友好的科技指向丰裕、清洁、可永续利用的资源，有利于形成资源消耗少、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高、废弃物排放少的生产和消费体系。环境友好的科技使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能够控制在生态环境可自我更新的范围之内。

 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控制的能力，通过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等鼓励新能源和新技术开发。从产品设计、生产、运输、存储、废物回收利用、废弃物的环境无害化处理等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促进技术进步和升级。努力提高环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把环保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加快建成国产化、标准化、现代化的环保产业体系。集中精力推进一些迫在眉睫的生态科技难题的解决，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技术系统、保障人体健康的污染防治技术、大面积生态退化的修复技术、区域污染治理的综合技术、生态监测预警的科技系统等。

 第四，积极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

 环境友好型社会倡导适度消费、公平消费和绿色消费，反对和限制浪费性及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消费。环境友好的消费选择可以向生产领域发出价格和需求的激励信号，刺激生产领域清洁技术与工艺的研发与应用，带动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同时，生产技术与工艺的改进会不断降低环境友好产品的成本，鼓励绿色消费，最终形成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之间的良性互动。

 推动环境友好型经济产业体系发展、形成环境友好的消费形态可从5方面着手:一是加强环境标志产品、有机食品、节能产品认证；二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等绿色服务业；三是创建生态建筑和绿色社区；四是倡导大众绿色消费，特别是逐步改变传统饮食文化中长期存在的铺张浪费的行为习惯；五是大力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引导社会绿色消费意识。

 第五，不断培育环境友好的文化氛围

 环境友好型社会标志着人类从文化发展的视角，以自然法则为标准来改造其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新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对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解的理性回归和科学选择。

 培育环境友好的文化氛围，要树立尊重自然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通过教育、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支持和协助，使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奉行的价值观。在传统工业文明和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今天，不仅要加强绿色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为环境保护提供技术支持，也需要引导公众的认同和参与，把环境道德教育、环境行政意识、环境经济意识、环境法制意识、环境科学意识等有机结合起来，使环境友好的文化在多个领域从浅层向深层发展。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全社会的长期任务。一个拥有世界近1/4人口的大国，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不但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将会为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