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生态文明的21世纪，我们必须对林业的“生态产业”性质有清醒认识，对林业发展的“生态走向”树立坚定的决心，把林业的生态价值放到更高位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以前瞻性眼光看待改革，从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的长远大计出发，牢牢把握改革方向，科学设计制度框架。

　　坚持生态效益优先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向林地的拓展和延伸，是对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丰富和完善。

　　林业作为最重要、最典型、最直接的生态产业，必须在生态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确立了“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提出坚持“生态效益优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大力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

　　林改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独特道路。这一特色，从根本上说，就是在鼓励林农发家致富、确保林农个人权益的前提下提升林业的生态效益，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为此，林改实践中必须妥善处理好这样一些关系：生态价值与经济效益、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公益与私益、集体与个体、管理与自主、计划与市场、栽种与砍伐、流转与稳定、利税与补偿等。

　　推进生态价值市场化

　　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林改，必须树立“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生态效益优先”的思想。当然，“生态优先”绝不是把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对立起来，更不能以牺牲林农的个体利益为代价。而是要通过巧妙的制度安排，把林木的“生态价值”与林农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使林农不仅愿意经营林业，而且愿意按照有利于发挥生态价值的方式去经营，在个人发家致富的同时实现生态效益的增加，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形成相互促进的正比例关系。

　　应当明确的是，要做到经济效益与生态价值的良性互动，仅仅“分林到户、确权到人”是不够的。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林农从增加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往往会种树意愿有所增强，但同时砍伐的意愿也会更强烈。而从纯粹“收益—成本”的角度考虑，产权也并不能保证任何情况下都能提供足够的种树激励。更重要的是，生态价值的增加和多种树并不完全等同。

　　要真正实现林农致富与林业生态相统一，实现“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良好、林区和谐”的最终目标，必须从根本上扭转“产品有价、生态无价”思想，树立“生态林业”观念，把森林的“生态价值”客观化、货币化、市场化，并将之与林农的切身利益相挂钩。对此，在林业发展思想上要有四大转变：

　　一是从“有形到无形”，即不仅材干、果实、花卉、根茎等有形产品有价，而且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清除二氧化碳、保持生物多样性、平衡生态系统等“无形产品”也可以定价并能够给种植者带来实际利益。

　　二是从卖“死”到卖“活”，即不仅被砍伐的或脱离主干的林“产品”有价，而且林木“活着”本身亦可以有价和买卖。

　　三是从“积极价值”到“消极价值”，即从只考虑把林木产品作为商品进行市场交易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到把因保障生态安全、消解自然灾害所避免的经济损失也计算在林业价值内，并以此作为生态补偿、税费调整的依据。

　　四是从积极经营到消极维护，即林业的发展不一定意味着树木的大量栽种和砍伐，而可以是消极地、顺其自然地生长。林农致富也不一定要亲力亲为，通过国家补偿使其“不作为”以换取森林的休养生息有时也有必要。要逐步减少林农的“靠林吃林”。通过生态补偿、工业化和向城镇迁移的方式使一部分林农逐步退出林区，减少林业发展的经济压力，使更多森林获得自然生长的空间。

　　从“生态价值市场化”的角度考虑，林改实践应坚持四项原则：

　　一是政府主导。由于生态价值的“无形性”，生态价值的市场化无法依靠经济规律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力主导建设一个“虚拟市场”。另外，对传统林业的发展而言，无论是市场构建、评估作价、信息服务、行业组织，还是各种财税支持，都离不开政府尤其是林业部门的引导和配合。

　　二是公众参与。林业关系林农切实利益，林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林农。能不能调动林农积极性，是林改成败的关键，而各项政策、制度的制定，也必须要从根本上符合林农利益，并确保广大林农的知情和参与。

　　三是市场为主。林改主要应通过市场手段尤其是财税手段予以调控和管理，如各类补偿、补贴、税收豁免、转移支付、财政补助等。只有通过财税手段，在充分保障林农权益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才能真正获得林农支持，缓解改革的“震荡”。

　　四是因地制宜。林业具有极强的地方性特色，不同地区不同山林的不同森林，各有其特点，自然立地条件差异、林业所有制差异、森林用途差异、地区经济水平、林业产业化水平等都将导致地区林业的角色和定位的差异，并因而具有不同的发展期望和制度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