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西汉时期就发明了纸，已是共识。但纸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并具有书画载体的功能，却又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换言之，即便到了汉魏时期，简牍也并没有因为纸的发明而被替代。《东观汉记·贾逵传》就写道：汉章帝命博士贾逵给学生讲《春秋左氏传》，曾赐予用竹简及纸写经传各一部。因此，我们可把这个过渡阶段，看做纸史上的纸简并用时期。

简牍在纸前时期的作用，不能因为后来纸的发明而被弱化。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简牍突破了原来甲骨和金石等书画载体的局限性：其一，书写方便，速度加快；其二，书写范围扩大、字数增多；其三，用刀刻字和用笔写字，方式和形态不同，这使字体获得创新；其四，竹简可以串联，能够编辑成书，做出连续性记事文本，这种记录方式的改变导致历史开始向文献时代转换，使竹简具备了中国最早意义上的图书属性，而不再像甲骨、金石那样以档案性质为主了。

但简牍毕竟存在篇幅有限、阅读及携带都不太方便的局限性，所以被纸代替是大势所趋。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纸被发明后的最初用途，由于技术上纸材、纸性和传播上推广、认知等方面的历史局限性，尚未主要用于书画，而是更多地用作包装材料的功能。

首先，汉代文物考古中出土大量的简牍和缣帛，都说明汉代仍以这些材料作为最基本的书写载体。这种情况到了蔡伦改进造纸的材料和方法以后，仍旧没有发生多大的整体性改变。《后汉书·周磐传》就记载，到了汉安帝建光元年，周盤仍要求儿子在他死后，用竹简抄写一篇《尧典》随葬，另外还要备以毛笔和修简用的削刀各一件。建光元年即公元121年，照理说正是公元105年蔡伦造纸后应该开始流行之际，但周磐所用仍是传统的竹简和刀笔，足证纸张出现后并没有替代简册之书。

其次，已发现的大多西汉纸，都夹带有许多未松散开的纤维团，像丝絮纸。也就是《说文解字》上说的：“纸，絮一苫也。”《汉书·赵皇后传》中把这类纸叫做“赫蹏书”，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赫蹏，薄小纸也。”这种纸制作粗糙，组织松散，纸浆分布不匀，表面也不光滑。因此尚不太适用于书画施墨，故多作日常杂用，如包裹易损易散物品，或充作垫衬器物等。像“中颜纸”出土时，就填塞在一件铜器中，“悬泉纸”中有些则用来包药材，灞桥纸是附着于布和铜镜出土的。这都说明在纸简并用时期，纸还处在杂用和书画的过渡阶段，这在陕西省泾阳县高家堡村古戈国墓发现的类似于古埃及“纸草纸”的用途上，也得以证明。这种被认为是与中国古纸起源有重要价值的“纸”标本，发现时都平铺在西周早期铜簋的圈足下，印证了《周礼·地官》和《说文解字》中关于这类草类制品，是古代祭祀朝聘时，陈列礼品的铺衬用垫物，并不是用来书画的。

纸张普遍成为书画的主体附着材料，大致是到了公元400年前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晋书》中，桓玄就说道：“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所以，从纸的发明到被社会广泛接受并使用，其间经历了几百年的从重简轻纸到重纸轻简的过程。这一方面与造纸材料和技术的不断改进更新、增量生产及其简牍逐步淡出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人们的传统文化心理及逐渐形成在纸张上的书写习惯相联系。

对于纸发明后对书画的意义，笔者比较赞同雷德侯在《万物》中的观点：“纸张得到普及，毛笔变得更加伸屈自如时，出现了进一步和最终的简化，隶书变成了楷书。”以书写《兰亭序》盛名天下的王羲之等“书法家不像写小篆一般着意于书写‘线条’，而是在书写‘笔画’。至此，笔画彻底的标准化已经实现。”“物质方面的材料，笔、墨、砚、纸或绢素，以及技术自4世纪以来并无基本变化。三种书体，楷书、行书和草书，也在4世纪成为定制，而且从那时起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雷德侯所谈纸的作用是从书法角度而言的，其实，就绘画来说，纸也是重要的载体。前几年甘肃玉门官庄魏晋发现了一张贴在木棺板上的墓主人车马出行图（如图），被认为是迄今中国最早的纸画。画中绘4人1马1牛1车，人物以墨线勾画，车和马以黄彩勾线填墨，牛以墨线勾勒填黄彩予以渲染。发掘者认为画中人物表情呆板，比例略显失调，技法稚拙，应是一般工匠所绘，而笔者认为这很可能还与最初纸的质量未及上乘不无关系。而且这张纸画长0.64米、宽0.23米，尺幅较大，这意味着从绘画角度，纸张比起窄小狭长的简牍，有更大的构图、铺展等空间优势。还有一个引人关注的是，这幅纸画的墓主人是无官品的平民女性，说明在纸简并用之初，纸还曾是人皆可用的普通品，并不像有研究者所言，纸张是社会上层使用后才传播普及到民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