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会议提出了我国未来5~10年改善地下水质的目标。对此，环保部门预测，未来5年我国对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投资将超过1万亿。

这则消息对于污水处理业的投资者是利好，也让人们对环境改善的期待变得更加现实。“万亿投资”一词这几年已让公众耳熟能详，也总有相关利益群体在大快朵颐地分享投资盛宴，至于万亿投资的结果，要么是悄无声息不了了之、要么引来一片质疑(高铁和保障房就是典型的例子)。

无处不在的污染让人敏感，相关的负面新闻也常占据媒体头条。从康菲石油的渤海湾漏油到大连PX项目的喊停，从品牌服装有毒到市售大米镉超标，仿佛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被毒素包围，难怪有外媒评论中国“不顾环保只爱钱”。

其实，这种“要钱不要命”状况何止中国有？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之间的工业化过程中，也都有过严重的环境污染时期，只是它们在尝到了污染的恶果之后，很快走上了与环境和谐发展之路。这种历史轨迹被我们称之为“先污染再治理”，不幸的是，这让一些地方政府在放纵污染时变得有了底气。

发展经济就会产生污染，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粗放阶段，所以，这样的经济增长也被称为“黑色GDP”。其实，大部分的人类经济活动都是在祸害地球、破坏环境，只是当这种祸害让人类自己也感到痛苦，甚至威胁到人类生存时，“污染”便成为令人深恶痛绝的贬义词。

要在经济发展中受益，就必须付出代价。当社会还处在贫困阶段时，人们对环境的容忍度较大，而当人们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对生存质量有了更高要求后，“环境保护”就成为新的诉求，这和“温饱思淫欲”是一个道理。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污染的容忍度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比如企业污水排放标准、城市噪音排放标准，都随着社会进步而日趋严格。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领域尚无污染标准可言，只要能开厂生产，谁在乎污水、粉尘和噪音呢？

当为污染付出的代价无法忍受后，社会就会达成某种共识，通过立法制定环保标准。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才得以陆续颁布。

法定的排污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它与时俱进。比如《制浆造纸企业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在1983年颁布后，分别于1992年、2001年、2008年三次修订标准，在最后一次修订时，甚至规定了到2011年7月1日的新建造纸企业排污标准(当时几乎没有企业达标)。

企业是各种污染的排放源，其中又有合法和非法之分。都造成污染，前者却在社会容忍的范围内。但舆论对于污染的抨击有时却不问青红皂白，动辄就把污染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企业身上，恨不得是污染企业就要一棒子打死。可是，如果所有产生污染的企业都关门，人们又回到物资匮乏时代，想必这也是无法接受的。

想要真正搞好环保，就要激励企业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排污，让合法企业得到利益，非法企业受到严惩。但在现实当中，往往是有法可依、执法不严——重大的非法污染，总是要触动社会神经，监管部门才会有所作为，而更多的情况是“民不举官不究”。

最近媒体报道的云南陆良化工23年违规倾倒30万吨铬渣事件，就是政府长期纵容企业非法排污的典型案例。剧毒铬渣不经过处理，会渗入地下水而造成巨大的环境灾害，在云南陆良化工附近的兴隆村，不仅出现了庄稼、果树和牛羊死亡，村中的癌症患者也有40人之多。

云南省相关部门对企业排污23年“浑然不觉”，直到媒体披露才匆忙整顿，而全国各地的污染事件也大同小异，政府在污染事件背后总是扮演袒护、遮掩者的角色。

企业非法排污，可以节省大笔的环保投资而获利；政府纵容企业排污，可以吸引资本并获得税收。环保者因成本高昂被挤出市场，制污者却获利胜出，在此博弈中，谁还愿意老老实实做环保呢？

污染的源头是利益，治理污染的手段也该从利益出发。比如，从一万亿元的投资中拿一部分奖励环保合规的企业，让他们符合环保标准得到的好处，超过非法排污获得的利益；再比如，对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增收排污税，增加他们非法排污的成本；甚至，可以让环保超过法律标准的企业，在市场上出售排放指标而获利。

法律规定了各种污染排放的标准，但污染却屡禁不止，这只能说明行政之手对治理污染的无能为力。所以，与其让行政之手大包大揽地花费1万亿元，不如把权力交给市场，因为我们相信，只要企业是逐利的，市场就有办法让制污者变成治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