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9月13日发表丁毅的文章，题目是《教科书的无纸化推行失去“教材”出版将会怎样》。文章介绍说，韩国计划在2015年之前，将中小学所使用的全部教科书数字化，使教材内容可以呈现在计算机、互动黑板、平板电脑和智能电视机上。未来数年之内，传统的纸媒教材将有可能在韩国消失。
对照韩国的计划，作者由此引出中国中小学教材数字化后中国的出版业怎么办的问题。
文章接着从宏观角度分析了纸质媒体载体在文化传播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说明广播、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等现代新型传播载体不能取代纸质载体的事实。
但是，作者的意图并非要简单地肯定纸质传播媒介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地位，而是高屋建瓴地从能源、环保、经济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后指出：在纸张使用的边际成本逐日递增的前提之下，纸媒最重要的优势复制经济性，开始逐渐削弱。毫无疑问，数字媒介在使用上更便捷、传播上更高效，复制上也更经济，这些都决定数字媒介是未来媒介载体的发展方向。对传统纸媒出版产业而言，媒介载体的变革方向，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由此，作者顺理成章地提出一个假设：如果失去教材，出版业将会怎样，又该如何应对？作者这样回答：其一，从我国出版业产业结构组成角度看，一旦失去教材，出版业将遭遇怎样的尴尬窘迫；其二，中小学教育数字化、无纸化，将逐渐挤压传统青少年图书市场；其三，一旦电子阅读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读者纸媒阅读习惯将变得更加困难。最后，作者提出了三大应对之策：内容运营，全产业链，集约经营。除此之外，将有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其一，制定出版机构退出产业的政策，允许经营效率低下的出版机构破产倒闭；其二，减少书号供给，增加书号资源的使用成本，提高使用效率，从而提升出版产业的进入门槛。
不难看出，作者是在为我国出版业未来的发展做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深度思考，思路新颖，视野开阔，对我国出版业的发展确实具有指导意义。
不过笔者注意到作者使用的论据中有这样一组材料。这组材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国出版业的真实状况：作者说，中国出版产业是一个以教材教辅为主的产业结构，一般估计教材的产业比重应该在60%以上，那么现有规模的40%将是除去教材之后的新产业边界。与此相对应，在美、英、日等出版业发达国家，大众读物的产值贡献率分别是60%、50%和80%，所以，不考虑教材，中国出版市场其实是个异常狭小的市场。
对照这组材料，我们不妨想，在我国出版业结构中，居然是以教材教辅为主的，而且其比重竟然占到60%以上。“60%以上”这个数据说明什么问题？这其实并非“中国出版市场其实是个异常狭小的市场”问题，而实在是这样一个更加严重的大问题：中国出版市场还没有彻底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旧的运行机制的影响（尽管政策在促使其转型），作为出版主体的出版企业尚未真正步入企业化或曰公司制的轨道，离自主经营和自由竞争还很遥远，其表面的繁荣事实上是依靠畸形的庞大的教材教辅支撑来实现的。这是令人深思的我国出版业到底怎样加快转型步伐的特殊现象。
也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国教科书出版实现数字化是一种大趋势，这一天迟早会来，不会遥远。这就必然促使我国出版业彻底转型，而且转型速度要快，要与教科书数字化同步进行，否则，在未来数十年之内，我国传统的纸媒教材教辅消失之后，出版业将会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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