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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排污困局:王子制纸南通获批项目夭折
 
http://www.paper.com.cn  2012-08-14 南都周刊

  获批项目夭折

  在启东市民7月底的那次散步之前,从选址审批到开工建设,王子纸业似乎都走得一帆风顺。

  2003年6月,在经过三年选址后,王子纸业选定在南通开发区建设大型浆纸一体化工厂,投资金额高达20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王子纸业在海外的最大投资,亦是南通引入的史上最大的外资项目。

  吸引王子纸业的,除了南通有优良的港口条件和丰富的淡水资源外,规划建设中的“大型达标水排海基础设施工程”亦是一个重要因素。据资料显示,南通筹划的排海项目投资12.5亿元,采用深海排放,入海6公里,利用海洋自净能力,日排放量可达15万吨。

  与污水排江相比,污水排海的各项环保标准更加宽松,因而具有巨大的成本优势。上海竹园、白龙港排放亦采用深海排放方法。

  无论在经济效益还是承担环保压力上,大型造纸项目显然比同行业的中小型项目更有优势。所以,即使在2011年7月工信部开出的淘汰落后产能企业的名单中,涉及造纸业的有559家,但作为亚洲造纸业的龙头,王子进驻南通亦符合我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规定。

  虽然王子纸业甫一落地,即遭到当地环保人士的抗议,但这无碍其在2008年通过国家环保总局审批。

  作为配套工程,南通排海管道工程被环保部门用来与王子纸业捆绑审批的方式过了环评大关。据国家环保总局对该项目的批文要求,该“达标水排海工程”必须完成,而王子项目的所有废水必须全部通过排海管道排放,而排放地址,则位于王子纸业110公里外的启东嵩枝港和塘芦港之间,毗邻全国四大海洋渔场之一的吕四渔场。

  直至2009年11月30日,两大项目的行政审批手续已经全部完成,而在被南通市政府7月28日宣布永久取消前,排海工程的管道已经从王子纸业厂区铺设到海门市。

  南通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高级工程师张再峰在回答启东网友询问时说,在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王子纸业的各项污染物可以达标排放,污染物的含量将会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因此排海无忧。

  但反对排海工程的启东人认为:污水排海会对海域环境造成破坏,从而影响渔业的发展。在启东,有接近20万人靠渔业为生,而当地附近海域的情况已不容乐观。

  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发布的资料曾提及,启东沿岸海域已遭到重度污染,陆源污染物是造成近岸海域污染的主要原因。

  在该机构发布的2011年江苏省海洋质量公报中,吕四渔场的水质仍符合II类海水水质标准,环境质量等级评定为“良好”,但重点入海排污口临近海域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差”。

  在回答网友疑惑时,张再峰曾提及,南通市委领导曾特别批示,实施排海工程“关键在于科学论证,工程在科学上站住了,就一通百通,民心民意都要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但7月28日发生在启东的事件证明,在诸多的论证过后,民心民意并没有通。

  有评论认为,排海工程被喊停之后,值得反思的,远不止王子纸业排污入海工程本身,更值得检讨的,是处在工业化进程当中的中国及其地方政府对工业企业环保监管的口径、方式和手段。

  近年来,从厦门PX事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到最近的什邡事件和江苏启东事件,除了折射出公众对关乎切身利益的环保问题日益重视之外,亦表明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方式迫切需要得到改善。

  “太过行政命令的项目反而会激发民众的反感情绪,上面越是压着,民众越是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同济大学环境工程与科学学院教授李建华说,“另外,国民从科学角度理解环保的也比较少,所以会产生恐惧。”

  上海隐忧

  在7月28日事件来临前夕,王子纸业即不无“委屈”地在其官网上声明说:“排海管道是江苏王子制纸的配套工程,实施主体不是江苏王子。江苏王子南通工厂的水质管理系统十分严格,以充分执行国家标准为原则,在经过厂内净化处理后,再将达标水排放。”

  8月2日上午,《南都周刊》记者联系王子纸业上海代表处,一位负责人表示“为了整体稳定,不方便接受采访”。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2011年,时任南通市副市长的一名官员在其签发的一份答复王子纸业的文件中称,“如(排海工程)项目不能按期完工,则对王子制纸延长长江临时排放期限”。

  7月30日,王子纸业宣布南通工厂将在7月31日恢复生产。由此,该厂的排江污水仍经长江口,迂回入海。

  而这,对于同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来说,可能又平添了几分担忧。

  目前上海市水源地主要有四个,除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外,陈行水库、青草沙水库以及正在建设的东风西沙水库均在长江口。其中位于长江口南支、长兴岛西北部的青草沙为第一大水库,供应着1100万上海居民用水,被称为“上海的命根子”。

  从地图上看,青草沙距离王子纸业80公里;陈行水库位于青草沙上游,距离王子纸业47公里;而正在建设中的东风西沙水库距离王子纸业则仅有30公里。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王子继续生产,那么其排江的污水必须达标,否则将危及长江口水源地。

  如果长江口水质变坏,影响的不仅仅是上海地区所生产的精钢质量,还有上海居民的生活用水。

  在全国十大重污染行业中,造纸排行居首。其中污水排放总量居第三位;排放污水中COD(化学需氧量)约占全国的40%-45%,居首位。

  COD是用来衡量水体中的有机物污染程度的一个指标,其数值越大,污染越重。

  今年6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与农业部海洋与河口渔业资源及生态重点开放实验室发表的一篇论文说明,以COD指标为表征的有机污染物在长江口呈两年上升的趋势,近年来,长江口表层海域COD超标率在春季和夏季分别超过15%、50%。

  如此,作为造纸企业的王子纸业受到质疑也不足为奇。在复工当天,王子造纸又被爆出其日本工厂曾在2002年-2007年间篡改排放数据、伪造环保数据。即使这些“家丑”在王子纸业2009年自行发布的环境报告中已经公开,但这无疑又掀起了一波质疑的声浪。

  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发表的论文数据,长江口主要污染物中,来自苏州市境内的徐六泾断面占绝对主导地位,其COD比例高达92.3%。当然,徐六泾断面汇聚了长江流域上游10个省市的总体污染物。

  目前,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对长江水质施行按月公报制度,其2012年4月的公报显示,长江干流22个断面中,有18个均符合或优于III类水质;Ⅳ类4个,超标项目为总磷和氨氮。与2008年、2009年相比,这些数据略有改善。数据还显示,位于青草沙上游的陈行水库水质在2012年上半年均为“良好”。

  “青草沙目前的水质依然还能维持在II类,”李建华说,“长江还没有严重到连饮水都保证不了的程度,但显然,长江的污染在加剧。”

  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200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长江口水源地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盐水入侵和污水排放两个方面。其中,污水排放对长江的自净能力提出严重挑战。

  2011年年底的数据显示,2010年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为339亿吨,其中生活污水112亿吨,工业废水227.05亿吨;从废污水量变化趋势看,2008年以后,增幅有所趋缓。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陆健健于2012年7月6日在青岛做的一份报告中说,长江口的生态系统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从大气中消除二氧化碳的能力)有所下降。

  “首先要绿化党校”

  其实,环境的治理,有赖于政府、企业、民众三方协调与沟通,这在学界和民间已渐成共识,但在以GDP增长为考核主要内容的政绩评价体系中,环保为经济增长让路的现象仍较为普遍。

  不少企业是当地政府的纳税大户,亦为领导招商引资的主要成果,从而导致监管部门丧失治理的决心。西部地区的一些领导甚至提出“宁可呛死,不能饿死”的口号。

  为此,陆健健指出,应该把生态课程纳入“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的党校,“首先要绿化党校”。

  据陆健健介绍,排海一般需要1.5级标准,排江则需要达到3级标准,对于污水处理成本来说,每增加0.5级,成本就要翻一番。如此,王子纸业每处理一吨排江污水的成本是排海的8倍,其利润将大大降低。

  处理污水的高昂成本让一些企业的高科技处理设施成了摆设,有些企业是买得起设备,但用不起。

  2004年,陆健健曾随着全国政协与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组成“保护长江万里行”考察团,对长江沿线21个城市进行了考察。他在武钢参观的老三轧直流供水改循环水工程是其最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但此系统只能处理全公司5%的污水。

  “因为此系统处理1000吨污水的成本是300多元,而对污水做一般性处理的成本只有60多元,自然很难在整个公司推广运用。” 陆健健说。

  于是,“开机欢迎、关机欢送”成了许多企业迎接检查时的例行演出。2005年4月,中华环保世纪行宁夏检查组同一天以“回马枪”的方式对两家造纸企业进行了复查,发现原本正常运转的污水处理设备都已停止运行,本来“达标”的污水立刻超标10多倍。

  但因为企业违规的成本非常小,有些企业宁愿接受处罚,也不愿意整改。新华社2005年的一则报道说,河南省三门峡化纤厂2001年以来有三次“偷排”黄河被发现,但最多的一次只罚了十万元。

  曾在日本学习、考察多年的李建华说,日本的《河川法》颁布于1896年明治维新时期,后经多次修订,企业如违法即被问责。此外,日本还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反复利用,对做得好的企业给予补贴。

  “我们有方案,但没有法律的约束,各个地方对方案的理解程度不同,最后规划、建设肯定也有差异。我跟很多地方环保局长交流,他们都说没有信心。”李建华说。

  李建华认为,造纸厂污染是很厉害,但是如果采取先进技术,加大污水处理投入的话,有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此外,环评环节的监管和水质监测也需要加强。前上海市环保局副局长严舜钧落网就是前车之鉴。

  在2000年到2008年期间,严舜钧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帮助多家公司谋取利益、承接环境项目,收受贿赂价值人民币100余万元。而他的下属、老友则以开环评公司的方式,向企业收取“咨询费”。

  “这样的环评公司很多,不少还打着外资的旗号,跑各个级别的环保部门,进行公关。”陆健健说。

  而目前我国水质的监测与发布主要是人工手段,还没有实行发达国家实行的“实时监测、无线发布”,这样更容易给人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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