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8世纪开始，藏传佛教逐渐在雪域高原兴盛。随后的一千多年中，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陆续传入雪域高原，西藏当地也涌现出了众多高僧大德关于佛学的论著，并在这片土地上广泛传播。至今，人们还能读到这些穿越千年的经典。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记录载体——尼木藏纸。尼木藏纸，是西藏传统三大藏纸之一。它由含毒性的狼毒草及各种尼木县特有的本土配方制成，具有虫不蛀、鼠不咬、不腐烂的特点。
随着现代工业机器制纸的低成本运作以及藏纸工艺的繁杂、微毒等原因，曾经红火的尼木藏纸制作如今只有一家作坊在制作了。
37岁的格桑丹增坐在门槛边，一边剥着狼毒草的外皮，一边与父亲次仁多杰一起唠着家长里短，从记事开始，他已经习惯了在早晨暖暖的太阳下这样生活了。
格桑丹增和他父亲所制作的藏纸，是西藏传统三大藏纸之一的尼木藏纸。虫不蛀、鼠不咬、不腐烂的尼木藏纸多用于文史经典的记录。
藏族造纸代表性传承人 次仁多杰
在旧社会自己家之后三块地，九口人，当全家的生计只能依靠造纸时，学习造纸时，如果没做好，这里那里破了，就会被说。如果你不造纸，家里就很难生活下去了，所以自己在造纸时，自己就会全身心的扑在这个上面。”
解放后，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为了让生活更富裕些，次仁多杰尝试过当木匠、仓库管理员等。虽然收入多了，可是一想到要放弃世世代代所从事的藏纸制作，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民主改革之后，在劳动工作之余还是会造造纸，当时心里就想不能把造纸这门技艺丧失掉，这是自己家祖传的技艺，虽然可以放弃这个(造纸)去干别的工作，但自己总是放不下的。
儿子格桑丹增也曾因为制作藏纸收入少、劳动量大而差点转行当起木匠。这一度让次仁多杰很是着急。
我孩子就曾说过不想做纸了，他自己会木工活计，拿着这门技艺，想出去闯荡，不想在这里干了，当时我就想，哎呀，真的很难受。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自己从旧社会就是这么造纸过来的，我自己没什么(想法)，但是现在的孩子，就得要求他们做。这很难，因为现在的生活好了，去外面之后穿着一身好衣服回来后，他就觉得外面好，我就觉得他们很难把造纸这门技艺坚持下去，非常着急、担心。
父亲的担心让格桑丹增感到很无奈，看着自己同村的同龄人当上了驾驶员，挣上了大钱，他犹豫了很久。
格桑丹增
到20多岁时，各种手艺像是木匠活、驾驶都很盛行。我那时收入很低，我看着别人挣大钱，我就说我不想造纸了。那时我爸爸、我爷爷都在，我说我想向别人一样学别的技艺，他们就告诉不行，必须好好学习造纸。爸爸就这样告诉我。
从古至今，藏纸的制作工艺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泡洗、捡皮、煮料、捶打、打浆、浇造、揭纸，从次仁多吉和格桑丹增熟练的操作，依稀可以看到千年前藏族前辈们制作藏纸的身影。
爸爸说你这纸如果弄破了，那是不行的，这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技艺，你必须把它当成宝贝一样，不能浪费、破坏，你必须要好好珍惜，就这样教育过我。
如今，通过对藏纸(技艺)的不断改进，格桑丹增手里的藏纸品种已经从最开始的一种，发展到了好几种。
像是以前就只有这种白色的纸，之后我和爸爸就研发了这种纸里面夹有鲜花的，这种有颜色的，这种中间有牦牛毛的，这种两层和在一起的，这种牛皮绳串起来的书，还有这种做成灯罩的。
小的一张5元，大的一张20元、40元，从小跟着父亲做藏纸的格桑丹增正开始逐渐实现他的勃勃雄心。
我就希望自己做的纸，能够卖到很多国家，规模大些，把那些没工作的百姓招进来，自己当上个小老板，就经常有这样的想法。
次仁多杰和格桑丹增一起教授的学员中，已经有人把藏纸产业做大，成立了藏纸厂。现在，格桑丹增的孩子小学就要毕业了，对于家族长久以来从事的藏纸制作工艺传承，格桑丹增已经作好了准备。
我孩子也完全学我，我一坐下来他也跟着坐下来，帮我剥皮，一起拿个小刀，除了个别不让他弄外，其他的都学会了。我就希望把我手里的技艺传授给我孩子，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希望能把这门技艺传下去，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2010年，尼木县建成了扶贫开发手工艺园。作为县里唯一一家藏纸家庭式作坊，次仁多杰家的藏纸作坊免费搬到了这里。当年，次仁多杰老人从他父亲手里接来的藏纸制作技艺，手把手地交给了格桑丹增，而格桑丹增的儿子也已经学会了基本的藏纸制作工艺。
造纸这门技艺一代代传下来的，是咱们藏民族的一种文化，不能放弃啊，爷爷曾说过，爸爸也曾说过。
藏族造纸代表性传承人 次仁多杰
要传承下去啊，不论是寺庙里，还是内地一些画家，西藏藏戏表演等等都需要藏纸。自己就觉得能够把这门古老技艺传承下来，心里是非常的安慰，感到很高兴的。
在色拉寺古籍整理办公室里，面对缺页或者页面人为破损的经书，新制作出来的藏纸有了用武之地。严格按照原纸张大小裁剪，尽量使用原笔迹书写，修旧如旧，使一部部古老经书走出深闺，重新回到学经僧手中。
不论在作为西藏古老经书修复的重要元素还是热门的旅游商品，藏纸正迎来新的生机。尼木手工造纸看到了明天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