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昔日沉睡的农村集体林地迅速升值，吸引大量民营资本前来投资，各地涌现了一股“资本入林”热，使林业经济获得空前大发展。

　　但是，记者调查发现，伴随着大张旗鼓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国各地也不同程度地刮起了一股“圈林”风，一些工商企业利用林改之机，低价大量圈占林地，致使大量农民失林失地，出现了一种“资本上山、农民下山”现象。

　　政府招商引资 企业跑马“圈林”

　　记者在湖北、云南、江西、吉林等地采访发现，“圈林”风的出现，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大力招商引资密不可分。

　　武汉凯迪公司是近年来国内“圈林”风头最劲的大型企业之一，2008年以来，已在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等16个省的150个县市，通过林地流转，以建立“生物质能源基地”名义，“圈林”800多万亩。其中仅湖北丹江口、谷城、随县等11个县市就“圈林”220万亩。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该公司计划在全国20个省的320个县市，“圈林”5000万亩建立生物质能源基地。

　　武汉凯迪公司对外宣称，建立“生物质能源基地”是为了给规划的250个生物质电厂和20个区域生物质燃油燃气厂提供充足原料。由于打着“新能源”旗号，又配套建立生物质热电厂，既发展了新兴产业，又可完成招商引资指标，武汉凯迪公司所到之处，受到了地方政府和林业部门的热烈欢迎。目前，公司已与国内266个县市签订了生物质热电厂投资建设协议，已建成16家，投产13家。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在湖北谷城县，武汉凯迪公司正在建设一家生物质发电厂，计划今年底投产。为此，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该公司共“圈林”14万亩，2008年至今仅造林5000亩，绝大部分林地处于闲置状态。

　　在建设中的谷城生物质发电厂，记者看到，这里的原料车间堆满了从附近村民手里收购来发电的棉秆、稻壳、树皮等。谷城凯迪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郝江华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基地造的主要是油茶、乌桕等经济林，为未来建生物质炼油厂做准备;下一步，公司还准备通过低产林改造，再种植三四万亩刺槐、湿地松、杨树等，发展高效经济林。用作发电厂的原料只是现有林地上砍下来的杂灌木等。

　　在江西省，武汉凯迪近年来也通过林地流转，先后买了120多万亩林地，结果只造1万亩林子。“不管是转卖还是租赁往往不造林，荒在那儿，造成很大的生态影响。”省林业厅林业改革发展处处长杨杰芳说“他是上市公司，搞的是资本运作，名义上是投资，对外公布的资产迅速膨胀，实际上是做给股东看的。”

　　山东晨鸣公司近年来在全国也利用林改圈了不少林子，打的也是建设“原料林基地”，实施林纸浆一体化项目建设的招牌，因而频频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座上宾”。

　　据了解，在湖北，咸宁和黄冈两市政府2008年分别与山东晨鸣签订框架合作协议，为其提供350万亩和100万亩原料林基地，建设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其中黄冈晨鸣林业2009年至2011年造林不到10万亩，仅占已流转面积的1/10;咸宁晨鸣林业则在成立仅3年后，于2011年11月被整体资产出售。

　　部分林地一卖了之“三过”问题突出

　　在工商企业大肆“圈林”过程中，一些林地往往被一卖了之，大量低价流转到企业手中，不少农民失去了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山场、林地，各地因林改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失林农民”。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云南凤凰木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09年被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来的，在林业部门的支持下，计划流转林地10万亩，目前已经流转4万亩。该公司经理茶绍祥说，流转的4万亩林地中，经过农户手中流转过来的只5%，绝大部分是以一次性买断方式，从村里将集体林地直接流转过来并办理林权证的。

　　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的怀宝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近年来流转了1.5万亩林地，1万亩是直接将1996年与村集体签订的经营合同换成了林权证;另外5000亩也是以一次性买断方式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的。

　　国家林业局农村林业改革发展司司长张蕾坦言：“改革充满利益的博弈，有钱人盯上林地的大有人在，一些地方"以卖代改"、"以股代改"，出现资本"炒山"、"圈林"行为，尤其是"三过"问题比较严重，助推了"失林农民"的增多。”

　　记者了解到，“三过”是指林地流转“面积过大、价格过低和时间过长”，是企业“圈林”风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当前林改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湖北谷城县经济开发区流转了6个村1300亩林地给武汉凯迪公司“三过”问题明显。据刘家沟村五组刘春江等村民反映，这些林地租金为70年，前5年每年租金22.5元/亩，5年后每5年租金递增5%。

　　县绣绿造林公司经理陈必华说，武汉凯迪公司在当地的林地租价按照不同等级，分别为每年8元/亩、12元/亩、14元/亩，其中坡耕地最高价为24元/亩。目前，该县286万亩林地中，120万亩被流转，占总面积的四成。

　　十堰市林业局副局长勾开敏说，该市多数地方林地流转存在“三过”问题，流转年限一般在30年以上，最高达70年，年均流转金额最高不到10元/亩。其中竹山县流转价格最低的一处荒山，年均流转金额仅为0.47元/亩。

　　警惕林权集中潜藏改革风险

　　企业低价圈林，尤其是大型林企跑马圈林，致使各地普遍出现林权集中现象，加剧了改革风险。

　　一是侵占了改革成果，将政府的减税让利收益最大限度地据为己有。如目前各地实施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低产林改造补贴、林业“两金”(育林基金和维持简单再生产费用)减免等，大部分随着林地流转落入了企业的腰包。

　　“中国林改第一人”、福建省林业厅原厅长黄建兴说，这种让改革成果由少数人享受不是改革设计的目标，必须通过继续深化改革解决，具体办法是实施真正的股份制改造，引导农民建立专业合作组织与企业对接，解决一家一户闯市场问题。

　　二是侵害了农民利益，剥夺了农民改革初始分配权和林地升值收益。张蕾说，林权流转不规范，一些村干部暗箱操作，一夜之间就决定把林地卖了，有的村民连林权证都没看到一眼，这实质上是剥夺了农民改革初始分配权。

　　另外，林权集中导致的林地未来升值收益被剥夺现象，开始引起了一些基层干部群众的警觉。湖北随县环潭镇副镇长雷斌说，3年前，武汉凯迪来我们这里流转土地，结果没有谈成，原因一是价格太低;二是村民不愿一次性卖断;三是没有村民安置方案。

　　南方林权交易所总裁谌晓辉认为，解决“三过”问题，除了出台森林流转条例，规范林权流转外，最重要的一条是建立林产权交易中心，变林权流转地下交易为公开交易，接受社会监督，遏制频繁进出的“炒林”等投机行为;同时，林权交易中心作为价格的发现者，可以真实地体现林地的价值，让农民享受升值收益。

　　三是影响了社会公平和农村稳定。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贺东航认为，林权集中讲究的是集约利用、效率优先，对发展林业经济有积极影响，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林农失山失地，破坏社会公平，背离了改革初衷，甚至有可能危及农村稳定和整个林改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