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发改委在部署2013年改革重点工作时提出，深入推进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研究建立全国排污权、碳排放交易市场。然而，近日有媒体从北京、浙江、江苏、四川、重庆等地了解到，由于环境违法成本低，试点企业无压力参与排污权交易，而试点地区相关部门试图靠“拉郎配”生造市场，致使多家市级排污权交易所出现“零成交”，面临摘牌风险。

　　政策不到位，交易所空有一个平台

　　“截至2012年底，京津沪三大环境交易所都没有大气污染物排放交易指标。”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介绍。而大多数地级市交易量很小，市场潜力不大。

　　早在2011年，四川省政府就同意成都市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成都环境交易所于2011年6月成立。然而，从成立至今，成都环境交易所没有开展一笔排污权交易。

　　四川省环保厅副巡视员张金汉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排污权交易试点前期基础工作较复杂，政府指导价确定时间较晚，“全国各地排污权交易指导价标准差异较大，省市两级环保部门做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不同意见多次交锋，协调会开了不下10次，用时近1年。”

　　等排污权交易价格出台，成都环境交易所已面临摘牌的命运，根据四川省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领导小组下发的通知，成都环境交易所已进入“被整合”的程序。

　　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研究员杜受祜认为，“零交易”与一些官员的理念有直接关系。一些官员担心排污权交易会增加企业成本，影响招商引资，从而主观上缺少积极性的因素。

　　有知情人士透露，研究之初，针对“西部城市有没有必要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内部曾进行激烈的争论，焦点就集中在经济发展与排污控制的矛盾上。

　　监管不到位，企业有漏洞可寻

　　市场人士和环保专家普遍认为，环保监管不力是排污权交易市场低迷的主因。一位环保系统人士说，实际排放测量得不到有效审核，企业就可能低报排放量。北京环境交易所相关负责人则警告说，如果政策无法有效实施或存在较多的寻租空间和漏洞，这会使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的动力大打折扣。

　　以河南为例。早在2004年3月上旬，河南省环保厅就宣布，河南开始进行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和二氧化硫排放许可证制度试点，力图探索出一条遏制二氧化硫和酸雨污染的路子。4年过后，没有一起交易发生。

　　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当时河南排污权交易遇冷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检测体系的不完善是主要原因。

　　我国推行的技术监测手段为在线自动监测网(CEMS系统)，但这种检测手段在河南的普及2006年才实现阶段性完成，此前对企业的排放并没有一个精确的检测方法。河南当时发布的排污交易制度是建立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但是，没有成熟的检测设备，总量控制制度就难以推行，而没有总量控制，就根本谈不上排污权交易。

　　由于相关法规不健全，在排污配额分配环节，企业可能会跟政府“协商定价”和“讨价还价”。专家普遍呼吁扭转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局面，强化执法监督，使企业违法违规所付出的代价高于交易作假、超总量排放所获得的利益。

　　山东潍坊市2010年底开展了排污权交易工作，但几年过去，排污权交易仅有2笔。潍坊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广起表示，只有企业节省下来的排污指标价格超过其在排污上的治理成本时，市场交易才会频繁。要想做到这一点，对排污总量的控制一定要紧。

　　市场化不够，拍脑袋定价格

　　有媒体在调研中发现，在大部分试点地区，无论是确定交易价格还是平抑市场波动，无论是撮合买卖双方还是担任交易主体，地方环保部门及其下属机构都在“生造市场”。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相关专家透露，该机构是重庆市环保局指导下的一个“小众”市场：一是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受相关政策限制，一般人没有资格投资于排污权交易市场;二是市场还没有完全流动，甚至比低流动性的国债市场还差。

　　“这不是金融市场，这是一个粗放的集市，甚至连集市都不如，因为根本就没有价格发现机制。”美国“排污权交易之父”理查德·桑德尔的合作伙伴黄杰夫表示，美国通过拍卖模式产生排污配额在一级市场的初始价格，而在中国，环保、物价等部门一拍脑袋就把价格给定了。

　　有专家认为，全国各地的排污权交易市场还停留在环保部门与企业进行交易的一级市场阶段。有环保系统人士也承认，“拉郎配”做几个示范是可以的，但很难真正市场化。

　　株洲去年初始排污权成交额1500多万

　　截至目前，株洲的排污权交易已经试点了近一年时间，仅针对株洲市化工、石化、火电、钢铁、有色、医药、造纸、食品、建材九大行业实施初始排污权分配和有偿使用。九大行业的排污企业必须一次性购买五年期的初始排污权，其中化学需氧量的初始排污权是168元/吨·年，除火电企业外的二氧化硫的初始排污权是144元/吨·年。而企业如果需要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则需要按照市场价格购买排污权，二氧化硫为1200元/吨·年，化学需氧量为1600元/吨·年。

　　“也就是说，用完了初始排污权，就需要按照市场价格买排污权。”株洲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权储备交易所所长包晓风说，“没有(购买)排污权，就无法完成环评，没有环评就不能开展生产。”

　　包晓风介绍，2012年株洲市初始排污权成交额为1500多万，“株洲市区内需要买排污权的企业都已经买了”。在初始排污权以外，株洲市有超过15个的新增项目按照市场价格购买了排污权。包晓风说，株洲市区的工作完成得比较好，但是区县的排污权交易还有待加强，“区县完成率在六七成左右。”

　　“7月份之前，要完成全行业的排污权交易。”包晓风说，这意味着未来株洲的排污权交易不仅仅停留在九大行业，凡涉及污染的行业都将纳入到排污权交易的范畴，这其中就包括涉重金属污染的行业。

　　“制度完善了，就不存在零成交的情况。如果制度没有规范好，那排污权交易工作根本没法开展。”包晓风说。

　　观点:把排污权交易交给市场

　　问：多地排污权交易所出现“零成交”甚至面临摘牌的根源是什么?

　　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设立排污权交易所是用市场化的手段去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在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总量的控制不够严格。现在开展排污权的交易，要想真正达到减排目的，必须要能做到对排污总量进行严格控制。如果对总量不能够控制，那就成为对环境保护没有实质意义的一种交易了。目前，我国对于总量控制的执行是不到位的，在这种情况下，排污权的交易，也就变得非常有限了。

　　一直以来，环保部门对于总量控制的管理并不到位。最主要的原因是，排污总量和地方发展联系更加密切。如果要严格控制总量，很多地区将不能大量上马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对总量有更多的抵触，环保部门对这一方面的控制力就薄弱了。

　　另外，“零交易”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虽然各地建了这些交易市场，但还缺乏全国统一的部署，有些地方在这方面的建设有些急功近利，并没形成系统的管理，也没形成真实的需求。

　　问：这些排污权交易所被摘牌有何影响?

　　马军：我认为，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是重要的。如果对于环境保护没有实质意义，这种交易就变成让权力部门、单位或者个人受益了，那也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

　　问：该如何修改规则，让规范排污、监督环境违法不再是一句空话?

　　马军：环境执法要严格，环境诉讼渠道要通畅，一些资源的价格有合理调整。但这些都不是简单可以做到的，因为它背后有地方政府对于污染企业一种无形的保护，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让公众有效参与，前提是环境信息的公开。信息公开以后，让各界能够参与进来，才能够遏制污染排放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的局面。

　　黄杰夫：政府只要确保试点地区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越来越小就可以了，至于试点地区的企业选择哪种手段、多高价格来实现总量减排目标，完全可以由市场决定。

　　北京环境交易所相关负责人：由政府负责制定规则、确定总量、配额分配、执法监督等主要环节，监测核查由具有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负责，交易和结算等应该委托具有公信力的交易平台具体实施，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