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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读书，不能不提书本的发行。在印刷术发明以后，读书人选择的书也是手抄本和印刷本并行。而成都平原，在唐宋时期，就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印刷术的发源地和中心地之一。高度发达的印刷术和印刷业也催生了很多和印刷有关的故事。
巴蜀文化专家袁庭栋曾经研究过，虽然印刷术起源的地点说法不一，但是根据目前我国所发现的八世纪和九世纪的早期印刷品中，能够确知刻印地点的，都是刻印于成都。巴蜀文化专家谭继和则认为，成都就是印刷术的起源地之一。从雕版印刷术出现后的唐朝，一直到近代实现工业化生产，成都的出版业经历过繁荣，也经历过凋零。
唐
西川印子漂洋过海
谭继和介绍，在成都出土过一件雕版印刷品《陀罗尼经咒》，上面就有“龙池坊卞家印”的字样。这里的“卞家”，就是成都的印刷铺子。根据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成都的雕版铺子还有“过家”“樊赏家”等。
根据流传下来的文物来看，成都当时的印刷品比较多历书和佛经。谭继和讲，成都位于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南方丝绸之路上往来的除了商人，也有很多僧侣，这条路实际上也是一条佛教传播的道路。佛教的传播其实也促进了成都佛经的雕刻印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成都地区印刷术和印刷业的发展。
在出于敦煌遗书中的根据唐代刻印本抄写的手抄本中，还有几件是根据“西川过家真印本”抄录的《金刚经》。单从佛经的传播来看，成都印刷的本子流通地域已经超越四川本地。
历书当时在成都地区的出版量也很大，袁庭栋讲了一个故事，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时，东川节度使冯宿还专门上奏朝廷，说剑南两川地区私家刻印的印历到处都是，请求朝廷下令禁印。甚至官方的新历还没颁布下来，民间私家的印历已经满天下了。
但唐时，读书人可在书市上买的书显然不止历书和佛经。唐懿宗时期，日本有位僧人宗睿来华，在成都地区买了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〇卷。西川印子，就是西川刻印本。僖宗避乱入蜀时，中书舍人柳玭随行，他在《柳氏家训·序》中记载了自己在成都城访书的经历，“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数、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宋
印刷书籍也有版权意识
唐以后，经五代到宋，成都地区的印刷术也在持续发展。用袁庭栋的话说，宋代是我国古代雕版印刷臻于完美、大规模发展的时期，这时的巴蜀地区，则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美誉。成都地区和眉山地区都是当时四川雕版印刷的中心城市。
谭继和介绍过，宋太祖开宝年间，成都地区负责雕版印刷《大藏经》，宋太祖还派了高品、张从信到成都监雕。这部经书超过五千卷，有1067部，历时13年才最终完成。这部经书又被称为《开宝藏》或《蜀藏》，刻印完成后，相继传入朝鲜和日本，在海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这只是宋朝期间，成都印刷的一个缩影。南宋时，成都刻印了1000卷的《太平御览》，在眉山还刻印过《册府元龟》《宋书》《魏书》等当时的著名工程。这之外的书籍印刷则多到无法统计。有些书籍的保存也很好，袁庭栋介绍，一些刻印本还有原本传世。
印刷的繁荣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那就是——盗版，也叫覆版或翻版。和正版书相比，盗版书的质量肯定无法保证。宋代蜀中一些书坊在刻印时，从校勘、板质到字画、刻工、用墨和纸张无一不讲究，而翻版的书就不会那么讲究了。错误百出。比如有先生出道《易经》题：“乾为金，坤又为金，何邪？”学生大惑不解，拿到正版一看，才发现老师手里的书不是“正版”。正版原文应是“坤为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袁庭栋说，当时的书坊还在书籍里加上了不准翻刻的声明文字。《东都事略》里面就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所以除了声明不准盗版，还要备案登记才行呢。
清
末年可买翻译书籍
元代，四川的印刷业落入低潮，明朝逐渐复苏。明末清初时，又遭受巨大损失。书肆、书铺一度中断，直到乾隆时期才逐渐恢复，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从以前集刊刻、印刷、发行为一体的书铺逐渐分离出来刻字铺和专营卖书的书店。还出现了不少知名“品牌”。严文古斋、耕经堂都是如此。
袁庭栋提供的《四川省志·出版志》一书里，列出了清朝时候的一些印刷的书目，范围涉及面很广。从读书人的治学之作、诗词文集到给孩子的启蒙书、民间戏剧唱本、医术、农书等面向普通市民的书籍，甚至还出有面向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们的“参考书”，刻有乡试的试题集。
鸦片战争以后，成都也逐渐有了区别于传统雕版印刷的新印刷业和印刷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等机构在成都设立了分局、分公司，销售了不少中小学课本。
成都本地人也在创办书铺卖书和刻板进步书籍。袁庭栋讲，四川省著名的教育家张秀熟曾回忆过，以前读书时，常去傅崇矩（《成都通览》一书作者）所开的华阳书报流通处看书。《成都通览》一书的《成都之书业》一节里，详细记载了当时市面所售书籍的目录和价格，从传统的“四书五经”、史志到当时的小、中、大学教材，军事书籍、医学、农学，丰富程度不亚于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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