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因为两次半途而废，周东红几乎被赶出家门。在母亲“不给饭吃”“不管你了”的威逼下，他被“打回”捞纸车间，从此潜心学习，把捞纸干成一辈子的事业。

　　5月底，《工人日报》记者在安徽泾县中国宣纸文化园见到周东红的时候，他仍戴着围裙忙碌在生产一线上。“一帘水靠身，二帘水破心。”他目光沉静，时不时扎进水里的手红得剔透，水从指缝中滑过，一张张宣纸形成雏形。

　　与宣纸结缘

　　如果没有母亲当初的严厉，就不会有周东红今日的成就。

　　1984年，18岁的周东红本想当个木匠，可干了半年就放弃了。第二年，家里把他送进了小岭村宣纸厂当学徒，学了8个月后就去了当时的泾县宣纸厂工作。然而由于技术粗糙，他不仅捞得费劲，合格率还低，结果汗没少流，挣得却比别人少。一气之下，他又不想干了。

　　然而这次，他的想法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一方面是因为进入国营厂不容易；另一方面批评他总是半途而废、不思进取。为了把周东红劝回去，母亲甚至声称“不给饭吃”。在母亲的强硬态度下，周东红只好硬着头皮回去了。

　　安徽泾县作为我国宣纸之乡有传统优势。1987年，为了扩大生产，泾县宣纸厂要新收一批学徒，并提供系统性培训——这给了周东红第二次学捞纸的机会。这一回，没有退路的周东红终于沉下心来。接下来的3年，他逐渐从师傅那里习得捞纸的关键技艺，也由此与宣纸结下了不解之缘。

　　掌帘炼成记

　　传统宣纸制造有108道工序，其中公认的技术难度最大也最为关键的就是捞纸环节，它直接决定了纸张的厚度和平整度。捞纸需要两人配合，一主一副。前者称为“掌帘”，掌控节奏；后者称为“抬帘”，负责配合。打捞的过程看起来简单：“一帘水、二帘水”，竹制的纸帘在纸浆槽里晃荡两下，纸浆便沉淀到帘上，摊成薄薄的一页，随后再被捞纸师傅从帘上轻盈地掀下来，一张宣纸便有了雏形。

　　粗看之下，单次打捞平均耗时不过十几秒。然而，只有像周东红这样的资深捞纸工才知道，这背后藏着的功夫有多深。

　　宣纸润墨的特性对纸张的厚度极其敏感，这要求捞纸师傅每一刻都得保持稳健而细腻的手感：既要在纸浆浓度逐渐降低的过程中保证捞出的每张纸厚度几乎不变，还要适应上百种不同纸型对厚度的具体要求。

　　彻底领悟并掌握这些东西，周东红花了3年时间。回想起当初跟师傅学捞纸技艺的岁月，周东红的语气中透着自豪。

　　那些年宣纸销路不愁，造纸工人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为了不影响别的工种，捞纸工人的工作时间常常是从凌晨1时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即便如此，周东红还是坚持边干边学，经常下了班脑子里还惦记着捞纸。师傅捞纸的时候，他总是反复观察每一个用力的细节，感受细微的变化。遇到问题他就问，但更多的时候，周东红是在自己琢磨。按照他的说法，捞纸需要悟性，修行靠个人。终于工夫不负有心人，他出师了。

　　捞纸技艺对每张纸的重量有严格要求：误差需在1克之内。如今，周东红的技艺可以把误差控制在0.5克之内，一刀纸（100张）误差在50克以内——这是一个连书画家都称赞不已的水准。

　　接过新使命

　　2007年，中国宣纸文化园在安徽泾县成立，周东红被抽调过来。从此他的工作逐渐从单纯的宣纸生产转变为对古法宣纸制造进行生产性保护。

　　周东红工作的转变与宣纸的市场形势息息相关。近些年来，宣纸生产受到书画纸的强烈冲击，市场萎缩严重。由于传统宣纸生产是手工制造，且生产周期长达3年，使得生产成本一直居高不下。而很多书画纸凭借日益降低的成本，有的还打着“宣纸”的名号，逐渐占领了中低端书画市场。

　　市场的萎缩带来的是行业人才的流失，宣纸制造这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渐渐面临着“人走艺失”的风险。

　　周东红曾带过20多个徒弟，现在大部分都不干捞纸了，原因不外乎太辛苦、枯燥乏味等。他的得意门生是他的第一个徒弟赵志钢，今年已47岁了。2012年他还曾收过一个大学生做徒弟，厂里格外器重，转正后起薪就比别人高1000元，但两年后还是走了。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曹一平介绍说，现在厂里职工的平均年龄已超过40岁，流动率也比以前高。找不到传承手艺的下一代，让周东红有些担心。好在，他得到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2015年底，中国宣纸博物馆就在宣纸文化园附近建立，宣纸文化被纳入当地的旅游项目中。周东红的工作不仅是生产宣纸，同时还是最佳宣传员。周东红的同事赵倩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之后，周师傅的主要变化就是穿衣服没以前随便了。有些游客得知他的荣誉身份后，一定要跟他合影。

　　此外，公司也做了有针对性的调整。过去捞纸工凌晨就工作的现象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8小时工作制，保证双休，但基本待遇不变。

　　2016年夏天，周东红还应邀参加“非遗进清华”活动，作为非遗传承人的一员在中国顶尖高校集体学习，相互交流，顺便还给宣纸文化打了广告。

　　“他现在不仅是捞纸大师，还是宣纸文化的代言人。”文化园的一位同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