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北京率先全球提出“垃圾分类”。

　　1996年前后，北京多个小区试点“垃圾分类”，但由于后端处理设施缺位，分类垃圾桶大多成了“摆设”。

　　2000年，住建部确定北京等8座城市试点垃圾分类，开始“可回收”、“不可回收”两分法的推广。

　　2009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确立垃圾分类按照大类粗分的标准，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三类。

　　2010年，北京提出创建垃圾分类达标小区，全市3000多个小区配备了垃圾分类设备。

　　从1957年，北京在全球最早提出“垃圾分类”的概念，到1996年北京第一个试点小区开始行动，再到又过去20年的今天，北京垃圾分类经历了“原地踏步、迂回不前、效果不佳”等多个让人纠结的阶段，2016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做出重要指示，2017年3月起，市政府对垃圾分类开启执法检查，新的垃圾分类热潮看似再次来到。市政府参事、“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表示，解决好垃圾问题，一方面要做好前端垃圾分类，完善后端链条；另一方面要实施垃圾减量化措施。

　　历史北京60年前就曾垃圾分类

　　如果追溯北京垃圾分类历史，你可能想不到，全球公认最早出现垃圾分类的城市就是北京。

　　1957年7月12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垃圾要分类收集》。市政府参事、“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说，当时提出垃圾分类的背景是“勤俭建国”。在彼时的背景下，废品回收业十分发达，市民会把牙膏皮、橘子皮、旧报纸等分门别类送到废品站换钱。

　　真正意义上的垃圾分类则开始于90年代末。1996年，在政府指导下，西城区大乘巷社区成为第一个试点垃圾分类的小区，最初，6个大垃圾桶贴着不同标志，分别收集报纸书本、塑料泡沫、碎玻璃和废铜烂铁。到了2000年左右，小区的垃圾桶变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

　　从形式上看，垃圾分类已经迈出步伐，但是，问题却接踵而来。由于后端垃圾分类设施缺位，前端细分的垃圾到了运输处理阶段，又被一股脑地倒在了一起。“分垃圾有什么用呢，到最后还不是混在一起？”居民们提出了质疑。

　　“可以说，2008年前，垃圾分类设备作用不明显。”王维平坦言，2008年北京才建起第一座垃圾焚烧厂，在2008年前，北京对垃圾的处理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填埋。

　　现状分类指导员成了二次分拣员

　　2010年，北京提出创建垃圾分类达标小区，首批60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建立。这些小区都配备了标有“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的3个分类垃圾桶。

　　来自市城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至今，全市已有3000多个小区成为垃圾分类试点小区，配备了垃圾分类设备，占到有物业管理小区的80%。

　　彼时，全市还招募了2万余名“绿袖标”。他们的职责是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不过从现实来看，这些分类指导员往往已经变成了“二次分拣员”。每月600元补贴，每天俩小时对垃圾桶的垃圾进行分类。

　　说起多年来设施和人员投入取得的效果，市城管委固废处相关负责人认为，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居民分类投放的意识确实是在增强的。“还有居民打电话主动要求自己所在的小区开设垃圾分类。”

　　不过，成效是有，但进展缓慢，效果一般。采访中，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专家学者都并不回避这个话题。

　　记者日前也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有市民告诉记者，“知道垃圾分类，但不知道该怎样分，更不知道垃圾分类的意义到底在哪。”

　　还有市民表示，曾经参与过垃圾分类，但是每次投放时发现写有厨余垃圾的桶里什么都有，一下子就觉得毫无意义。

　　20年过去了，垃圾分类似乎还在“原地踏步”。

　　问题一些配套实施办法尚未出台

　　5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牛有成代表执法检查组发布了检查发现的四方面问题。包括条例知晓率不高、普及率不高，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市民，都存在着认识不高、自觉参与不够的问题。

　　垃圾分类推进力度不够，进展缓慢。市级财政近两年来没再持续对居住小区垃圾分类的收集运输给予资金投入，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还存在“先分后混”的现象。排放登记制度尚未建立、垃圾产生量底数不清，餐厨垃圾规范化收运覆盖率较低，部分餐厨垃圾去向不明。规划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处理设施滞后。一些配套实施办法尚未出台，比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办法、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和办法等。

　　对于人大执法检查组梳理出的问题，政府部门、相关专家也表示赞同。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在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时说，垃圾分类社会自治长效机制还有待搭建，前端宣传工作与市民参与缺乏粘性，入户机制欠落实，未形成参与分类的稳定基础群体。

　　末端处理能力方面，由于处理设施选址难、建设周期长等问题，垃圾处理能力虽然逐年提升，但与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快速增长相比仍存在差距。

　　另一个问题是再生资源市场低迷，回收人员减少，回收网点严重萎缩，各级分拣中心尚未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规划。快递包装、电子垃圾快速增长，也给垃圾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对策每区设至少一个试点街道

　　面对一系列问题，“垃圾围城”该如何破解？

　　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到2020年底，要在包括北京在内的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求达到35%以上。强制的主体包括了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学校、医院、车站、宾馆、饭店、购物中心等机构。

　　“北京正在研究这方面的实施方案，今年底前应该会逐步推行党政机构、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和餐饮单位、宾馆、超市等进行垃圾强制分类。”北京市城管委固废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该负责人介绍，2017年本市还将创建垃圾分类处理示范片区，16个区每区至少设一个街道作为试点，其他街道至少有一个社区作为试点。目前正在制订示范片区的工作要点。

　　除此之外，将研究制定各区的垃圾排放总量的限额管理，排放垃圾超出限额费用将提高；探索推进由快递企业对包装物定向回收；垃圾分类知识进校园等。

　　“源头减量化是解决垃圾问题的重要环节，”说起破解“垃圾围城”，王维平这样说。“净菜进城”、“限制包装”、“限制一次性用品使用”、“旧货交易”、“不剩餐”、“废品回收”这些都是与垃圾分类密切相关的减量化、资源化措施，需要多部门联合去完成。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说，上述这些减量化措施正在加紧研究和制订中。

　　未来，要形成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各方合力的社会治理局面，共解“垃圾围城”。

　　人物故事

　　17年尽职尽责的“绿袖标”

　　很多垃圾分类做得好的社区，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任大姐就是其中的一员。每天清晨7点到9点，垃圾分类指导员任大姐总会准时出现在通州区京艺天朗雅园小区。2000年北京推出“绿袖标”即垃圾分类指导员，任大姐从那时开始“入行”，一干就是17个年头。

　　一件印有“垃圾分类指导员”字样的蓝色上衣，外套一个橙色格子围裙，一袋子装有手套、钩子、夹子的工具袋……这是任大姐进行垃圾分类时的标配。

　　走近任大姐正在分类的垃圾桶，一阵阵垃圾的酸臭味扑面而来，任大姐却不觉得，“我都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味道。”

　　任大姐面前是三种颜色的垃圾桶，分别代表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她的任务是把所有居民投来的垃圾分门别类地放到不同的垃圾桶里。任大姐一边和记者说话，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只见她用钩子熟练地挑起厨余垃圾桶里的一个黑色塑料袋，划破袋子，用手翻拣着，“你看这个易拉罐、手纸就不属于厨余垃圾，需要拣出来扔到其他桶里。”

　　任大姐今年60岁，四川人。每天早上7点到9点是她分拣垃圾的时间。任大姐说，自己现在拿到的补贴是每月800元，是这两年刚涨的，之前的补贴一直是600元。任大姐的想法很简单，“就觉得我得把垃圾分好了，一方面分好了后面方便运输；另外一方面分得细，其他垃圾桶味道就小，苍蝇也少，小区环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