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发理，男，1954年1月出生，197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1月参加工作。曾任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原省林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原省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局长，原省环境保护厅党组书记、厅长，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2017年3月退休。2021年10月，何发理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2022年4月，何发理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

    2021年3月17日，农历二月初五。过完春节不久的何发理在海南省三亚市的家中，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陕西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带走接受调查。

    何发理案是陕西近年查处的生态环保领域的典型腐败案件，也是退而不“休”搞腐败的典型代表，“贪财”“恋权”是其严重违纪违法事实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职时，何发理把环保职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退休后，何发理仍沉溺于权力带来的“甜头”，大肆收受财物。权力的余温或许会带来一时的安逸，但贪婪伸手必然付出沉重代价。

    亲清不分丢掉质朴本色

    何发理出生于1954年，陕西洛川人。他曾用“农家出身、孤身进城”形容自己早年的境遇。1977年，何发理大学毕业，本打算回老家当一名果树技术员的他，阴差阳错赶上统一分配工作，顺利进入省林业厅造林处。凭借农家子弟身上的淳朴本色和实干精神，何发理很快被任命为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

    在组织的培养和自身不懈努力下，何发理的岗位越来越重要。1992年，38岁的何发理被提拔为省林业厅副厅长，成为当时全省为数不多的年轻副厅级领导干部。

    职位的升迁使得何发理手中的权力逐渐增大，他的内心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2003年3月担任省环境保护局局长后，何发理很快成为一些不法商人重点“围猎”对象。他们以金钱开道，竭尽所能地与何发理拉关系、攀交情、套近乎。

    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围猎”，让何发理有些飘飘然、昏昏然了。他心中的天平不断失衡，开始追求看似更加“光鲜”的奢靡生活。“吃点喝点成了习惯，拿点用点成了自然，一步步走上不归之路。”何发理在忏悔书中坦言，一些商人老板大把大把花钱、大手大脚消费，一方面撕裂着社会价值观，一方面也吊着他的胃口，“于是我就对老板们的礼金、红包等来者不拒，想给子孙留点‘家当’。”

    价值观出问题，根子在拜金主义和享乐奢靡。“看着商人老板们住别墅、开豪车，一掷千金地消费，无形中触动着我的神经，使我骨子里的朴实品格开始软化，令自己混迹于不法商人之中，把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利益关系，与不法商人相互利用。”

    从一开始接受吃请，到逢年过节收受礼品礼金，再到收受上百万元的房产，何发理来者不拒、习以为常，甚至到退休后仍不收敛、不收手，任由私心蒙蔽初心，最终沦为金钱的奴隶。

    与何发理交往甚密的商人索某就是其中一名主要的行贿人。早在担任省林业厅副厅长期间，何发理便与索某相识。当时，索某的公司打算承包一个林场搞木材采伐，需要向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增加指标，在何发理的帮助下，索某顺利拿到指标。

    两人于是越走越近。“他看我办事果断，肯帮忙，便逢年过节送上礼品礼金。”2003年，何发理生病住院，索某跑前跑后帮忙找护工、联系医生。这种“情感捆绑”让何发理深受感动，“我感到他理解人，靠得住，值得深交。”此后，即使在得知索某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牟利时，何发理也予以默许。

    据统计，何发理先后收受索某所送507万元人民币、3万美元，以及一台价值50多万元的越野车。其中，何发理在2011年以购买商铺为名，单笔向索某索贿500万元。“这种扭曲的人际关系，让我的廉洁防线开始失守。”何发理被留置后才醒悟过来，商人的投资总是逐利的，他们即便不在自己分管的领域做事，打着他的“旗号”去找相关部门要求给予关照，也是管用的。

    走上领导岗位伊始，何发理的父母就经常教育他“别人的东西不能要”。何发理回忆说，两位老人虽然识字不多，但一辈子勤劳知足、诚实善良、不奢不贪，而自己却在拥有了权力之后，丢掉了质朴本色，“我对不起组织的培养和重托，对不起父母，我是一个不忠不孝之人。”

    底线不守治污者变成“污染源”

    渭河被誉为陕西人的“母亲河”。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造纸厂为主的工业污染源，严重破坏渭河流域（陕西段）生态环境。

    2004年，陕西全面启动渭河治污计划，工业污水排放量超标成为整治重点。在媒体当年的报道中，时任省环境保护局局长的何发理用“关、建、治”三个字，畅谈自己的治理思路。所谓“关”，即关停不符合标准的企业。

    事实上，这不过是何发理搞的一套“双标法”。在治理渭河流域水污染问题过程中，何发理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罔顾省委省政府关于渭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决策部署，一面以雷霆手段关停未向其行贿的高污染企业，向外界释放“不手软、敢下茬、下硬茬”的决心；另一面借“环保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之名，对与自己有利益勾连的企业“大开绿灯”并任其继续污染环境，在全省环保系统产生了极坏的示范效应。

    西安市一家大型造纸厂因长期违规排放工业废水，被责令停业整顿。从2004年到2008年，该厂负责人郝某多次请托何发理协调办理排污许可证、延长整改时限，先后送给何发理好处费总计130万元。利令智昏的何发理甚至将全省造纸企业座谈会安排在该厂举行，亲自为其站台造势。在何发理的带头宣传和纵容支持下，市县两级环保部门对该厂严重排污问题置若罔闻，非但从未对其进行处罚，而且允许其继续扩大产能，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

    2007年，陕西另一家造纸厂同样因长期向渭河流域排放污水，被责令限期关停。为得到何发理的关照，该造纸厂董事长高某先后送给何发理120万元现金和200克黄金。

    环境监测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2年，全省废水及污染物排放量总体呈现增加之势。其中，2003年后渭河干流水质污染逐年加重，特别是2010年至2012年间为重度污染，渭河流域生态环境遭到持续性破坏。

    何发理还把“黑手”伸向新型环保能源这块“蛋糕”。2005年，在何发理的支持下，西安某能源科技公司成为唯一经省环保部门认可研发甲醇汽油的公司，其产品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使用。这个“独门生意”让这家公司赚取了丰厚利润。2012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某将西安高新区一套300多平方米的住房送给何发理。直到退休的前一年，何发理还收下唐某所送的2套位于三亚市的房产。

    生态环境被破坏的背后，是被损害的政治生态。何发理将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庸俗化，变为金钱利益关系，通过插手人事安排疯狂敛财。经查，2004年至2015年间，何发理分别为15人在环保系统晋升职务、调动工作以及安排就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财物共计200余万元。

    正是何发理这种滥权妄为的行径，搅乱了陕西环保系统的选人用人风气。在其担任原省环境保护局局长、省环境保护厅厅长的10年间，一些基层环保部门和下属企事业单位干部为了同何发理维系好关系，以“拜年”等名义赠送礼金达112万元。

    作为陕西省生态环境的“守门员”，何发理无视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重要职责，用人民的“绿水青山”换取自己的“金山银山”，从治污者变成“污染源”，严重败坏了干部队伍风气、破坏了环保系统政治生态。

    退而不休对抗调查不知悔改

    生态环保部门承担着行政审批、执法处罚、环保督察等重要职责。在国家政策利好的大背景下，一些别有用心的商人老板试图以“围猎”“腐蚀”环保系统领导干部的方式，谋取竞争优势。何发理之所以一步一步走向犯罪深渊，固然有交友不慎被“围猎”、制度执行不严格等客观因素，但究其原因，是其心中无党、心中无民、心中无责、心中无戒。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持续保持的反腐败高压态势，何发理一直绞尽脑汁思考如何掩盖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逃避党纪国法惩处。其间，他通过操纵和持有多个他人名下银行账户，通过银行账户间的资金转移来掩饰、隐瞒赃款的来源和性质。

    2013年2月，何发理被任命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这次职务调整让他倍感庆幸，“这下可以放心了。”也许是觉得离开重要岗位后问题不易暴露，也许是长期养成的侥幸心理驱使，在种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何发理的手越伸越长，仍然利用其在环保部门工作时积累的人脉关系和影响力，通过向公职人员打招呼的方式为他人办事，非法收受财物。

    陕西一家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景某是何发理交往20多年的“朋友”。多年来，为了能牢牢攀住何发理这棵“大树”，景某以各种方式投其所好。一直到何发理卸任原省环境保护厅厅长，甚至退休后的3年时间里，景某都不忘逢年过节给“老领导”送上红包，希望能充分利用何发理的影响力，为自己获取更大利益。2020年12月，景某再次给何发理送来20万元，这是何发理最后一次收受贿赂，此时的他已经正式退休3年。

    鲜为人知的是，在这次收受贿赂前，何发理曾有过隐隐不安。2020年9月，商人高某某涉嫌行贿犯罪问题被立案调查。何发理与高某某并不陌生，且多次收受高某某所送钱物，他没有主动向组织交代自己和高某某之间的不正当经济往来问题，反而处心积虑地将2个装有涉案款物的密码箱交给商人朋友保管。

    即便如此，当面对景某送来的20万元时，何发理仍照收不误。他甚至天真地认为，“退休就是平安落地了，可以把在职时收的‘存货’拿出来置办房产，保值增值‘滚雪球’。”

    熬过退休的点，迈不过跌倒的坎。何发理自2017年退休后，使用违纪违法资金在全国各地购置房产13套，通过将产权登记在亲友名下，掩盖自己实际持有的事实。在填报个人有关事项时，何发理对自己实际持有的房产隐瞒不报，欺骗组织。

    如意算盘打得再好，在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的形势下，在党纪国法面前，最终只能是黄粱一梦。经查，何发理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共计4000余万元。其中，在其卸任原省环境保护厅厅长直至退休后被查的8年时间里，何发理仍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880余万元。

    不能清醒地看待手中的权力，栽大跟头是必然的。“有了权以后，忘乎所以。把党的忠告置若罔闻，把党纪国法当成摆设，把改革开放当成牟利机会，使自己一生的努力化为泡影。”从38岁时成为副厅级领导干部，到68岁时沦为犯罪分子，何发理最终走进了自己造就的“雾霾”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