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10日，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01年的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的乔治·阿尔洛夫（George Akerlof），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史宾斯（Miechael Spence）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表彰他们为现代信息经济学作出奠基性的贡献。
具体地说，他们三人的贡献是提出了买方和卖方具有非对称信息时市场运作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应用非常广泛，从传统的农业市场到现代的金融市场都有涵盖。
市场中的买方和卖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例如，卖旧车的人比买车的人更清楚车的质量，上市公司的经理比普通投资者更知道公司的实际业绩。他们的研究发现，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会对市场的运行带来很大的影响，而人们平时观察到的许多不好理解的现象都可以用不对称信息来解释。
首先，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价格的调整使得供给等于需求，这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达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但是，三位获奖人的研究发现，在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时，仅仅通过价格的调整有时无法达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其次，他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和卖方会作出各种经济决策的调整，以增进市场效率，从而使双方受益。然而这些调整是有成本的。 阿克尔洛夫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次品市场"的论文现在被公认为是信息经济学文献中最重要的开创性论文。阿克尔洛夫的论文通过对一个简单模型的分析，表达了一个普遍深刻的想法。在旧车市场上，卖方往往比买方更清楚车子的质量。假如买方无法通过其他的方法检查旧车的质量，那么市场的运行就会出现问题。设想有两种车：好车和次车。卖主知其质量，而买主只知道在市场上有一定比例的好车和次车。好车车主只愿意以较高的价格成交，而次车车主却愿意以较低价格出手。买主知道有一定概率会买到次车，因此出的价格就要打折扣。如果市场上次车的概率大到一定的程度，这种概率就足够大，使得好车车主不再愿意将好车投入市场。结果，市场上只剩下次车。
这一简单模型揭示了两层道理。第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的运行可能是无效率的，因为在上述模型中，有买主愿意出高价买好车，但是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把好车从卖主手里转移到买主手中。而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市场调节下的供给和需求总能在一定价位上满足买卖双方的意愿的。第二，这种"市场失灵"具有"不利选择"或"逆向选择"的特征，即市场上只剩下次品。这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 这一结果的根源是信息不对称。这一结果很重要，因为按照我们通常的思路，市场的竞争机制应导出相反的结果，即是"良币驱逐劣币"。可见，引入信息不对称会深刻地改变我们分析问题的角度并改变许多常识性的结论。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中普遍存在，阿克尔洛夫的以上分析具有普遍意义。他讲的故事虽然是旧车市场，但是也可以换成烟酒市场，也能解释为什么假冒伪劣的商品会充斥市场。同样在废纸市场上，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当卖方报价的时候，买方并不知道卖方所提供废纸的质量确切情况，大部分买方是按照价格的高低选择最低的报价，这往往是成交的基础，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常出现质量问题，因而产生的索赔不断。
史宾斯的贡献主要基于他1972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他的创新之处是研究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备信息的一方会采取某种行动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困惑。在找工作的时候，应聘人往往对自己的能力比雇主知道得更清楚，设想市场上有两种应聘者，高能者和低能者，假定能力的高低是天生的，与后天的教育无关，面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能力高的有比能力低的更强的动机把有关自己能力的信息传递给雇主，而这一信息对雇主来说是有价值的。但问题是能力低的人也同样能声称自己属于高能群，因此高能群者为传递信息所采取的行动必须是低能者很难模仿的。
史宾斯的模型研究了用教育投资的程度作为一种可信的传递信息工具的问题。在他的模型中，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他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自己是能力高的人，史宾斯确定了一个条件，在此条件下，能力低的人做同样程度教育投资以示自己是能力高的人，这一条件就是做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对能力低的人来说边际成本更高。比如说:能力低的人学习起来比能力高的人要更费力。史宾斯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下虽有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具备信息的应聘者可通过教育投资程度来示意自己的能力(例如学历证明)，而雇主根据这一示意的信号便可区别开不同能力的人。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人愿意花重资上名牌大学或念高学位，其成本远远超出教育本身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原因是名牌大学或高学位都是应聘者向雇主发出的信号，表明他们聪明和勤奋。显然这种示意方式可以帮助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困惑，但是这种方式是有成本的，这里的成本就是"过度教育投入"。史宾斯的这一分析框架在以后被应用到许多的领域，在我们当前的进口废纸市场的交易中，也同样适用于史宾斯的这一分析框架，为了表明供货商提供的废纸是符合标准的，政府的有关部门要求供货商提供由中国派驻在供货地的检验机构所出具的质量证明，从大量的事实可以看出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明并不代表废纸质量的真实情况，如同学历并不代表能力的情况一样。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了商检证明仍然要出现废纸的质量事故和索赔，同样，出具证明也是要有成本的，这里的成本就是"过度检验投入"。
斯蒂格里茨研究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具备信息的一方如何调整合同的形式从而来"筛选"有信息的一方，他在研究中发现用信息不对称以及人们对此作出的合同形式的调整，可以帮助理解许多长期以来不好解释的市场现象。
他的研究是从保险市场和农业土地租赁开始，在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不清楚投保人的风险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提供一系列保险合同(即不同的保险率和免赔额的组合)让投保人选择，从而达到区分不同风险类别的投保人的目的。
在我们的废纸市场中，目前交易中供需双方的合同采用的格式一般比较简单，有的采用进出口代理公司的统一格式，用产成品的合同来进行废纸的交易，尤其是对于品质的具体描述上大部分采用国外的参照标准，而这些标准一般只是概括性地描述。使得供需双方在交易中都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如果在合同中明确地注明废纸的组成，例如在混合废纸中办公用纸占多少、箱板纸占多少、其他纸占多少。如果比例与合同不一致，供方应该如何赔偿，需方应该在出现与合同不符的情况时，提供证据作为索赔的依据，这样需方可以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达到区分不同风险类别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有的购买方就十分注重对于品质的具体描述，例如：在对于37#纸(经过检选的办公室废纸)的合同中，对于白色纸的比例、粉碎的废纸的比例、粉碎废纸的组成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规定，这样合同的执行过程就比较顺利。
我国的废纸市场多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加入WTO后，我们在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管理方法的同时，吸取国际上先进的成功的经济理论成果，相信一定会对于我们的经济建设有所帮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