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经历着产能过剩之痛。从2012年3月起，PPI至今已32个月为负。结构上看，轻工业品PPI在零值附近波动，供求基本平衡，与房地产产业链息息相关的重工业品PPI持续为负，重工业产能过剩更为严重。

　　产能过剩问题备受关注。李克强总理曾表示：产能过剩越来越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要坚定不移地化解产能矛盾，按照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原则抑制盲目扩张。

　　中国去产能之困

　　经历了十年产能扩张和经济繁荣周期之后，即使现在总需求下降，出现产能供过于求的局面，中国政府也很难“真正”下决心去产能。

　　首先，地方政府所得税税源来源于营业收入，而非利润，只要工厂生产，哪怕亏损，地方政府也有利可图。产能过剩企业或是当地最大工业企业，贡献了当地巨大的GDP和税收，也解决了就业压力，各地方政府均有维系甚至扩大产能的意愿。

　　其次，中央政府虽然致力于经济结构调整，但当经济增速触及底线，中央政府同样也有稳增长维系产能的意愿。从国内外经验看，去产能需要紧货币，但当货币收紧到对存量产能构成威胁的时候，货币宽松和稳增长会悄然而至。

　　再次，由于存在稳增长和就业底线预期，企业亏损并不会导致主动去产能。虽然企业主动去产能利好整个行业，但经济一旦企稳，总需求恢复，去产能就意味着自己失去了潜在的市场份额，最后博弈均衡的结果就是谁都不愿意去产能。

　　最后，产能过剩行业集中于重工业，庞大的信贷规模卷入其中。稳增长的预期保证了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不会出现大幅收缩，为维系存量产能和通过信贷展期来消化坏账创造了时间和空间，但延缓了产能去化。

　　产能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最大的风险点。首先，重工业产能过剩是雾霾形成的重要原因。其次，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利润增速持续下移，潜在金融风险不断积聚。最后，产能过剩行业占据了大量的土地、人力和信贷资源，挤压了其他有利于经济转型行业的生长空间，抑制了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去产能的美国经验

　　根据国内外去产能的经验，当总需求再难扩张，一般而言，若要成功实现去产能，需经历以下几步：

　　首先，收紧货币的源头，容忍短期经济下行和失业率上升。必要时刻也可采取行政手段，以实现强制性的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出清。这时可采取一些主题性的宽财政措施以防止经济硬着陆。

　　其次，产能的崩塌会伴随着银行不良贷款飙升，为了防止信用内生性收缩和债务通缩产生的恶性循环效应，政府应积极注资购置银行不良贷款。这时会伴随汇率贬值、无风险利率大幅下降和失业率上升。

　　最后，银行坏账被新增资金置换，利率、汇率和大规模失业为新经济增长点腾挪出了广阔空间。如果政府对科技创新和其他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行业辅之以政策红利，新经济就能够快速成长，企业盈利趋势性向上的拐点形成。在企业盈利、居民财富快速增长和预期不断改善的过程中，静待新一轮产能周期的扩张。

　　1980年美国经济遭遇石油危机重创，通货膨胀率高达12%，失业率达6.3%，而实际GDP增长不足1.3%，个人消费能力受到较大侵蚀;钢铁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同时，1970年代货币宽松，银行大量放贷，扩大了对南美等国政府和国内州、市政府的信贷敞口，这些业务大多不能为银行创造积极的利润，而银行也被债务人绑架，不停进行贷款展期和债务重组，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面对内忧外患的美国经济，里根政府开出的药方是财政宽松和货币紧缩的宏观政策组合：利用大幅减税增加供给;增加政府主题性投资扩大总需求;同时利用高利率压制通胀和不合理的融资需求，降低市政债券的发行热情，实现经济转型。

　　宽财政扩大总需求托底经济。首先，里根政府开启了大规模减税措施，减税前美国边际税率达到70%，两年后边际税率降至50%，减税会增加消费;其次，里根政府采用了“加速成本回收制度”，允许公司快速摊销资产成本，加速淘汰落后产能，刺激了产能过剩行业加快更新的步伐。最后，里根政府增加了军费开支，带动了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

　　加息和货币供应收缩对抗通胀导致投资缩减，引发过剩产能行业的企业破产或重组，但里根政府容忍了大规模失业。据1982年4月23日《财富》杂志记载：1982年初至9月底，有17000多家企业倒闭，失业率由1981年的7.5%，上升到了1982年的9.6%，失业人数突破了1100万。

　　从微观角度看，利率上升导致贷款量出现分化：资金回报率高的行业会获得更多的资金配置，资金回报率低的行业将因为承受不了高利率而拒绝贷款，最终走向去产能。从这个角度看，提高利率是逆向产业政策，帮助美国迅速从工业制造国迈入信息高科技制造国。但这样的去产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去产能必然伴随着资产卖出，若形成踩踏效应，可能会引发资产泡沫破灭，经济陷入衰退。

　　在国际大宽松背景下，全球资本市场沉积了大量的套利资金。所以当沃克尔收缩货币供给并在两年内把名义利率提高至12%的时候，造就了强势美元。于是，国际资金开始涌入美国市场，这些行为本身就会推高汇率，从而更增强了投资者对美元的升值预期，形成正向的反身性，资金加速流入美国。

　　流入美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在1981~1982年的去产能中起到了托住资产价格的作用，由于他们的介入，资产市场勉强保持了适度下跌的形势，而那些进入了银行存款账户的国际资本，则帮助美国的大银行抵御了国外政府与国内产业的一系列违约事件。

　　在整个过程中，美国经济经历了从滞胀到衰退，从衰退到繁荣的过程。大量全要素生产率低下且占用人力、资本的产能过剩行业在滞胀到衰退的过程中几乎消失殆尽，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得到系统性下降，高科技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崛起，并成为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开启繁荣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