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 ，成都造纸业繁荣发达，引领造纸先进技术，创造出许多品质优良的蜀纸，造纸技术广为传播。

　　成都从隋代就兴起了造纸业，当时所造有双流纸，这是一种极普通的大众化用纸，品质差，工艺简单，价格低廉，产量大，用途广。元代费著《笺纸谱》说：“双流纸出于广都。”

　　麻纸成贡纸

　　古蜀有著名三都，广都、成都和新都，当时的广都在现在的中和、中兴一带，是古老都城，也是重要的产纸之地。隋炀帝名叫杨广，避皇帝名讳，广都纸不能有“广”字，就临时改为双流。这个地名一直沿用下来，最早的广都却成了历史。

　　唐宋时，成都的造纸业达到高峰，造纸技术高速发展，成为全国造纸中心。当时用竹造纸还没有出现，苏东坡《东坡志林》说：“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用竹造纸是北宋后期的事。成都一直沿袭西汉蔡伦的造纸法，用麻加以破布条破鞋等浸泡沤熟捣烂了造纸，主要特点就是用麻。川西地区产麻，蜀麻品质优良产量高，成都所造麻纸品质上乘，触之手感细滑。

　　成都是唐代政府机关用纸的主要供给地，对于各种纸的用途，唐政府有着严格的规定：“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命将、日制并用白麻纸……凡慰军旅用黄麻纸。”同时又规定，政府机关公文用纸一律用蜀麻纸。

　　官家喜欢用蜀纸，民间也以用蜀纸为快。

　　楮纸的故事

　　蜀纸用量大，工人加班加点，熟能生巧，巧能生精，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了成都的造纸技术进一步发展，工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为了管理麻纸，唐代专门设立江淮租庸使，将吴地的盐、蜀地的麻和铜列为主要税收对象，说明对此相当重视。

　　除麻纸外，成都还生产一种树皮纸，以常见的构树皮为原料，当时称之为楮纸。楮纸在南北朝时就出现过，只是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改进，显得十分粗糙。苏东坡《鹧鸪天·陈公密出侍儿素娘·歌紫玉箫曲》说：“刘郎几度欲魂消。明朝酒醒知何处。”这其中的刘郎酒有个典故。

　　南朝刘义庆《幽明录》中记载，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刘晨和阮肇两人到山里去采树取谷皮，忽然遇到两个山野美女向他们发出邀请，到家里做客。两人顿时心旌摇荡，在美女家里住了下来，终日厮混在一起，挪不动步。到晚上两人各拥美女各睡一处，美女相伴，到山里来做什么都忘了。

　　转眼几个月时间，两人才依依不舍下山去，美女站柴门前向他们挥手，刘晨还舍不得走，阮肇拉他一把：“快走，出来好久了，老婆娃娃还在屋里等着的呢。”的确是，他们出来很长时间了，下山来才发觉，眼前的景色一片生疏，熟悉的路径和房屋早就变了样，回到家一打听，各自的子孙已经到了第七代。

　　他们到山里取谷皮做什么，谷皮又是什么东西?谷就是楮树，俗称构树，取皮就是为了造纸。陶宏景《名医别录》说：“楮，即今构树也，南人呼谷纸为楮纸。”

　　南北朝的楮纸还处于粗加工阶段，做工落后，没什么特色，无人问津。唐末五代时，楮皮造纸工艺得到很大发展，到宋代一跃成为不可多得的名纸，在市上广为行销。

　　造纸中心浣花溪

　　成都造纸业主要集中在西郊浣花溪畔，这里气候宜人，水源充足良好，竹树成荫，是造纸的好地方。关键是浣花溪的水质宜于造纸，当时的溪水清澈滑腻，透着柔感，沤麻及楮皮等都是上好的水源，造出的纸更是洁白光滑，是其他水质所比不了的。

　　苏东坡来成都就要到浣花溪去赏景，数度考察浣花溪的造纸奥秘。在谈及浣花溪水时说，成都浣花水清异常，以沤麻楮作笺纸，清白可爱。数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力也。

　　浣花溪两岸人家大多数都是造纸专业户，开办的造纸作坊不下百家，十几里相连。浣花溪两岸整日里一派忙碌，送料运纸的车辆来来往往，人声不断。造纸人家都是在江边就在取材打造出大石臼，俗称兑窝。浣花溪水清流急，工人们利用上好的水资源作传动动力，做成简单的机械，把沤熟的造纸原料漂洗白净，然后放在大石臼里，用水力带动石碓捣烂，依尺寸长短造出大小不同规格的纸张。

　　这里聚集了数量庞大的抄纸工，他们手握两根细竹，紧绷起一面细纱，两手放平，在浆槽里轻而均匀地将纸浆捞起，如捞起随时会漂走的圣物一样。在他们灵巧的双手下，一幅幅纸就展示在人们眼前，显得那么庄严神圣。

　　浣花溪的造纸盛况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郑谷把它同蜀茶并列起来，“蒙顶茶畦千点绿，浣花笺纸一溪春。”满眼的蜀纸春景，会同这滔滔不绝的溪水互补为荣。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友人的陪同下来浣花溪望景，一睹造纸的风采。

　　名贵澄心堂纸

　　唐宋时，成都造纸技术开始向长江中下游、江南一带扩展。前后蜀时，皇家就派出工匠到各地去传授造纸技术。

　　南唐皇宫贵族做诗作画都喜欢用蜀纸，南唐皇帝李璟更是喜爱蜀纸，一年两次花费重金成都采购大量的蜀纸运回南京。路途远时间长，耗时费力仍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有人趁机做起了黑市买卖，扰乱蜀纸市场。李主又派人来后蜀，出重金请蜀中造纸工匠到南唐去指导造纸，孟昶下令选派一批技术好的造纸工匠到江南去。这些工匠并不是单身，他们有家有口，不想离开故土，就把家眷一起带去。

　　有了这批工匠作技术支撑，南唐造纸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宋代陈师道《后山丛谈》说：“南唐求墨工于海，求纸工于蜀。中主好蜀纸，既得蜀工，使行境内。”

　　苏东坡也提到扬州的造纸，扬州有一个叫蜀岗的地方，岗人有大明寺井，水从岗上下来汇成一条大溪，有知水性的人说这里的水与蜀水差不多，可以造纸。溪水两岸开起了造纸坊，所产的纸与蜀纸相差不大。这里的造纸很快兴盛起来，手工精湛，几十年后，所造出的纸与蜀纸几可乱真。

　　在蜀工的指导下，南唐倾力造出了世所罕见的澄心堂纸。澄心堂是南唐李主宴饮休息、办公批阅奏章的殿堂，里面藏书丰富，并收藏文房四宝。到后主李煜时，设立专门的造纸管理机构，把技术好的蜀工集中起来，专门研制出供皇家御用的纸，号澄心堂纸。

　　促进雕版印刷

　　造纸业的发达促进了成都印刷业的发展，五代和宋代时，成都的雕刻印刷十分活跃。909年，前蜀任知玄就自掏腰包请印刷商雕印杜光庭的《道德经光圣义》书。该书共十三卷，刻成四百六十余板，913年成书，前后四年，这是五代刻印最早的一部书。

　　杜光庭是道教名士，见他们出了书，佛教弟子也不甘落后，和尚又筹资印制诗僧贯休的《禅月集》。序言说：“……约一千首，乃雕刻成部，时大蜀乾德五年(923年)癸未岁十二月十五日序。”这也是一个大部头书。

　　毋昭裔又建议孟昶提倡国学，印制经书史学，分发给各郡县学习，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孟昶采纳了他的建议，从935年开始，任命毋昭裔亲自主持刻石经，把《孝经》《易》《诗》《书》《左传》等十部书，以工整楷书雕刻在石上，加上各部注释，填以红色。前后历时二十年，954年完成，立于益州州学府文翁石室大成殿前。沿街立石如林，人们车马相驾，来读抄石经的人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