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前环境污染严重、环境侵权频发、司法救济不力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势，为加强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检在北京、安徽、山东、广东等13个省(市、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试点2年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正式入法。2017年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正式写入行诉法、民诉法，自此公益诉讼“无人诉”的难题得到破解。

　　为了满足办案的需要，检察机关又设立了专门的检察部门来处理公益诉讼类案件，如浙江省三级检察机关均设立了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心。故有理由相信，作为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突破口的污染环境类公益诉讼案件，近期内将会有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

　　但在办案过程中，笔者发现污染环境类公益诉讼案件作为一种新类型的案件，立法上还存在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本文以污染环境案件中的有毒有害物质的标准及其认定机构为讨论对象，抛砖引玉，与各位同仁共同探讨污染环境类公益诉讼案件中存在的疑难争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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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有害物质的标准

　　根据刑法第338条之规定，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从上述法律条文可以得知，污染环境罪的行为对象可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有害物质。由于前两类废物的认定标准较为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很少存在争议，因此本文对前两类废物不做探讨，仅对有毒有害物质的认定标准进行探讨。

　　1.有毒物质的标准

　　何为有毒物质？刑法及司法解释均未对此作出明文规定或者解释。根据2016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有毒物质的种类包括：（一）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质；（三）含重金属的污染物；（四）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从该条法律条文来分析，有毒物质的种类似乎是明确的。但分析《解释》全文便可以发现，《解释》在认定含重金属污染物是否属于有毒物质的标准上存在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问题。根据《解释》第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含重金属的污染物均属于有毒物质，但《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第四项却规定，“（三）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四）排放、倾倒、处置含镍、铜、锌、银、钒、锰、钴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的”。根据上述规定，只有重金属含量超过排放标准3倍或者10倍时，含有重金属的污染物才能被认定为有毒物质。

　　对于《解释》中的上述分歧，实践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1）一种观点认为对于污染环境类案件应当从严打击，有毒物质的界定标准应当从宽认定，故其认为有毒物质的标准应当依照解释第十五条来认定，即含有重金属的污染物均是有毒物质。而排放、倾倒、处置有毒物质的入罪条件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重金属含量超过相应倍数即可入罪，无需数量要求，即重金属+浓度的入罪标准；二是根据《解释》第一条其他项之规定，如第一条第九项之规定，排放含重金属的污染物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财产损失30万以上，即重金属+其他标准的入罪标准。

　　（2）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从实质上对污染物进行把握，只有污染物的重金属含量超过相应数量标准，其才能被界定为有毒物质，而只有非法排放，倾倒和处置有毒物质造成的损失等达到《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其他条件时，才达到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即是有毒物质+浓度+其他标准的入罪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喻海松法官在《污染环境罪若干争议问题之厘清》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有毒物质应当从实质上进行把握，由于法律允许在规定标准标准内排放污染物，因此对于重金属含量不超标的污染物不宜纳入‘有毒物质’的范畴。”笔者亦认同该观点。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含重金属污染物是否属于有毒物质缺乏统一认定标准，导致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同案不同判的问题较为严重。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得知，污染环境罪案件中重金属污染物是否属于有毒物质，存在以下四种裁判标准:

　　一是将含重金属的污染物认定为有害物质，进而对各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如（2015）绍越刑初字第967号《刘某甲犯污染环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绍兴越城区法院认为含有重金属的污染物系有害物质，其裁判依据是“经相关机构检测，上述四印染厂污泥中含有铜、锌、镉、铅、铬、镍、砷等多种重金属，任意倾倒的印染污泥经雨水冲刷后，污泥渗滤液会大量进入土壤及周围水体，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均系有害物质。”

　　二是将含重金属的污染物认定为有毒物质，进而对各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如（2017）苏13刑终222号《陈超、陶仁涛、李海峰环境污染罪二审刑事裁定书》中，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还有重金属的污染物系有毒物质，其裁判理由是，“经检测，涉案工业污泥含有汞、铬、砷等毒害性重金属。未经依法办理跨省运输转移审批手续，将收集的含有毒害性物质的工业固体废物，以低价交给不具备处置能力且未正常生产的砖瓦厂等企业，擅自倾卸、丢弃在厂区及其周边土地，导致污染环境后果的发生，致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属后果特别严重。”

　　三是对含重金属污染物的性质不做界定，直接以非法倾倒、处置含重金属的污染物定罪入刑。如（2015）嘉海刑初字第1423号《余某甲、赵某等犯污染环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海宁市人民法院的裁判理由是，“经检测，印染、皮革污泥中分别检出重金属铬、铜、锌、镍等成分。违反国家规定，分别结伙非法倾倒、处置含重金属的污染物，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

　　四是从实质上进行把握，以污染物中重金属含量是否超标作为认定标准，重金属未超标的污染物，不认为是有毒物质，不作为犯罪处理。如梅钢污泥倾倒事件中，非法倾倒的回用水污泥经鉴定不属于危险废物，而是一般工业固废，故涉案企业及个人均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仅对涉案单位及个人作出了行政处罚。

　　2.有害物质的标准

　　何为有害物质？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亦未对此作出明文规定或者解释。根据《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所谓有害废物，是指不属于危险废物但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在利用和处置过程中必然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废物。但该条规定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概念混淆，将有害废物的概念扩大化，其定义的有害废物的标准包含了有毒物质；二是循环解释，《防治条例》认为有害废物是含有或者必然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废物，但《防治条例》却并未对有害物质的定义作出明确解释。

　　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有害物质标准规定的不明确，直接导致了裁判标准的不统一。如（2017）苏0508刑初115号《王菊明、陆小弟、孙秋林犯污染环境罪一案刑事判决书》，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采纳了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运用环境相容理论来界定涉案污泥属于有害物质的指控观点。该观点的理论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的解读中提到的“牛奶倒入水中的例子”——即便是将牛奶倒入水中也会造成环境污染，故此时牛奶亦可被认定为有害物质。根据公众号“江苏检察在线”的报道，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倾倒在风景名胜区的生活垃圾应当认定为有害物质，并以该思路将该案各被告人批准逮捕，且该思路得到最高法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起草者的高度肯定，认为该思路“堪称标杆”，将会对污染环境罪的对象认定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一个有罪判决的案例。

　　但亦有从实质上从严把握有害物质标准，并仅对涉案企业进行行政处罚的案例。如在贵州省息烽诚诚劳务公司与贵阳开磷化肥公司倾倒污泥一案中，涉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表明，上述两公司共需支付907.62万元的费用，包括渣场综合整治及生态修复工程等费用757.42万元、前期应急处置费用134.2万元，以及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用11万元等。按照司法实践，前期应急处置费用属于公私财产损失，而134.2万的公私财产损失显然已经达到污染环境罪中后果特别严重情形的标准。但本案中涉案企业及个人却均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其原因是本案的行为对象，即涉案工业污泥并未被认定为是有害物质。因为从实质上来认定，有害物质应是指在其生产、使用或处置的任何阶段中，具有会对人、其他生物或环境带来潜在危害特性的物质。如果污泥本身不具有危害特性，其就不能仅因为与环境不相容就被认定为有害物质，否则非法倾倒的污泥均属于有害物质，刑事打击范围就有过广的嫌疑，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