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将是刘先生从北京市丰台区同心阳光文创园搬走的最后期限，来京发展5年的他在这经营着一家打印店，如今他在为新的店铺寻址奔波。

    “已经找了几家在谈了，价格都比现在贵一倍多。”刘先生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他的朋友圈里，凡是在当地有房的人，大多选择举家迁到天津、河北，有的甚至直接返回老家。

    就在同一园区，一家运动鞋厂的女职员告诉记者，老板已将库房迁到离北京较近的河北固安，公司也会在本月全部撤离。

    这是北京多数正在疏解的产业园区的缩影。除了同心阳光文创园，记者走访的腾飞新发地企业园区和北京111文化产业园也正经历类似情况。三个园区从去年开始陆续腾退企业，园区内的企业目前已基本完成迁出，厂房大门上贴着封条，园内建筑物的墙体上，红蓝彩漆书写的“拆”字极为醒目。

    自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成为主要任务之一。在今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明显进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北京外迁企业约27%落户津冀

    2018年北京的780家外迁企业中，有四分之一落户津冀地区。其中，迁移至河北省的企业数量占全部迁出企业比例的21.8%，迁移至天津的比例为5.5%。

    据新华社2月24日发布的消息，京津冀协同发展五年来，北京市加速疏解非首都功能，疏解一般制造业企业累计达到2648家，累计疏解提升台账内市场581家、物流中心106个。

    今年2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2018年北京市市场主体发展分析报告》，公布了2018年北京的企业外迁情况。从迁移区域来看，北京市迁出市外的企业主要迁往河北省、浙江省、广东省、山东省、湖北省、江苏省和天津市。

    报告显示，2018年北京的780家外迁企业中，有四分之一落户津冀地区。其中，迁移至河北省的企业数量占全部迁出企业比例的21.8%，迁移至天津的比例为5.5%。

    北京东南方向140多公里外的天津滨海新区，在600多年前，还是一个北塘渔村。如今，在这里打造的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成为探索京津冀协同新模式的创新试验田。

    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重镇，天津滨海新区发改委副主任吴秀山表示，2015年以来，当地共引进北京项目1699个，协议投资额3920.6亿元。其中，仅2018年，共签约北京项目591个，协议投资额1155.6亿元。

    2018年8月，为响应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号召，北京一家从事干细胞药物研究的制造企业决定迁移到天津。汉氏联合（天津）干细胞研究院有限公司产品研发负责人李慧珍告诉记者，公司总部在北京，以干细胞药物研发为主，随着企业的发展，准备在肿瘤的精准治疗方面开辟新的平台。

    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武清是天津市距离北京市中心最近的一个区。“考虑到要跟北京总部离得近一些，我们觉得天津武清开发区的区位优势明显，且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对我们很有吸引力。”李慧珍介绍，2018年4月，汉氏联合主动与武清开发区的招商部门进行沟通。四个月后，公司便在天津扎下根来。

    “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划，从开始定位向基因和肿瘤精准筛查方向转变，我们就想到未来的人脉和市场都要做重新梳理。虽然之前在北京积累的资源会受到一定影响，但这是在我们布局计划之内的。”李慧珍说。

    李慧珍告诉记者，初次涉足天津市场时，他们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人才招聘。“刚开始最头疼的就是招聘，不过武清的落户政策帮助企业员工解决了落户难和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再加上京津冀1小时交通圈的优势，后来很容易招揽到高科技人才。”

    天津飞旋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磁悬浮高速旋转机械研发、推广和产业化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较早从北京外迁至天津的企业之一。

    该公司市场经理吴建晶告诉记者，公司前期的研发在北京，但一直是有投入没产出，2012年考虑到需要完善自身造血功能，选择来到天津实现产业化。“天津的产业支持比较好，开发区在场地租金、人才安置等方面都有优惠政策。”

    据了解，自北京迁出后，飞旋科技在天津的厂房面积已经从一千平方米扩展到如今的两万平方米。吴建晶坦言：“虽然我们规模还不算大，但整体发展态势很好，属于技术领先的企业。政府提供的帮助，能弥补我们的制造短板。不过，靠政府扶植的企业，最终还得学会自己走路。”

    公开数据显示，迁出企业行业分布中，批发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合计占到北京迁出市外企业总量的84.1%。

    常年从事产业发展研究的罗坚向记者举例称，从事机械装备的企业，目前存在行业同质化竞争严酷、产品附加值低、获利空间小等问题。但在北京，由于这类企业过多，政府部门无法全面顾及。因此在疏解时，如果承接地政府可以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和发展环境，例如提供产业扶持基金，帮助其联系科研机构和大学，进行产品升级，从1.0升级到2.0，甚至是3.0，无论在国家层面、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是多方共赢的。

    关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罗坚认为：“这不是单纯地把北京淘汰的、落后的产能直接平移出去，而是要在迁出的过程中，让整个中国经济完成转型升级。”

    承接地面临服务能力考验

    “在很多领导的传统意识里，做产业就是卖地、建厂房，但是很多入驻企业有融资需求、人才需求和市场需求，因此政府的服务意识要提升。”

    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需求，对于承接地而言，同样考验当地的招商能力和配套服务能力。

    “现在来说招商就是我们坐在准备出租给别人的场地里，等着人家找上门，但是真正有需求企业也不知道要去敲哪个门。”在天津从事产业园区招商业务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招商”被业内戏称“坐商”，即坐在家门中，等着企业主动来找。大家惯用的操作方式是在产业园外面贴出招商热线，或者在一些信息咨询网站上挂出招商信息。“这些只能说明我这个园区有多大面积，能干什么，租金多少，但比如产业园所在的辖区内有哪些优惠政策和服务，都没有提到。”在他看来，广告效应不能带来精准对接。

    该招商人员表示，就目前多数情况而言，无论是政府牵头的产业园还是开发商主导的产业园，都存在招商团队不专业的情况。

    据上述人士介绍，目前有不少产业园都在日常收取租金或者整售的同时，通过入股、投资、提供场地等方式引入企业，将其变成关联企业，以企业的利润、股权收益代替房租，赚取收益。

    尽管这是业内普遍认为逻辑简单清晰的盈利方式，但需要招商人员对入驻企业的成长性做出专业评判，并且要在短期房地产项目现金流回收和长期股权投入的收益之间进行平衡。

    上述人士告诉记者，去年天津保税区招了20多个人，是专门从事金融行业的招商人员。“这种就比较好，他们有金融知识、行业资源和人脉，毕竟企业经营是长期的事，招商团队最后给企业提供的还是服务，怎样帮助他们提升短板很关键。”

    一家管理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告诉记者，他们在天津调研时发现，由政府平台牵头做的产业园区，在出售资源时，只简单地做了竞调评估工作。“他们不知道即将入驻的企业是否有负债、坏账，有些企业狮子大开口，在地价和税收补贴方面要求地方政府给出最大优惠力度，但后来我们一查资料才发现，这家企业的产品技术不领先，市场也很局限，如果真让他们进来，很容易造成烂账，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数字。”

    天津滨海新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天津并非个例，这或许是全国大部分产业园普遍面临的难题。

    在罗坚看来，任何地区产业发展最核心的矛盾点都在于政府的供给和企业的需求没有完全匹配。“在很多领导的传统意识里，做产业就是卖地、建厂房，但是很多入驻企业有融资需求、人才需求和市场需求，因此政府的服务意识要提升。”

    上述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认为，天津最大的优势是教育资源，如果能把这个条件用好，才能真正吸引人才进来。“产业自然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