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林业建设强大推进器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力，对我国林业、新农村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日前召开的首届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更使得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农民期盼的焦点。那么，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条件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为此，记者采访了一直致力于研究农村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及其李晨婕博士。

　　记者：中央林业工作会议强调，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的民心工程，是发展现代林业的强大动力，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我们看到，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作为农村改革的最大亮点，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请阐释一下宏观经济波动与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关系？

　　温铁军：就当前，要阐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这需要从宏观经济波动与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30年的过程谈起。以往30年，集体林区三次林权改革表现了“分—合—分”循环的经验过程。即第一次林改的“分”：1979年至1991年的林业“三定”改革时期；第二次林改的“合”：1992年至1998年的荒山使用权拍卖与林业股份合作制试验；第三次林改的再“分”：2003年以来再次实行“均山制”。这一过程体现了具有产业特性的林区业态下农户理性选择，及林区发展与外部财政金融等宏观制度环境变化之间存在的相关性。随着2007年在南方集体林区全面推进林权改革而来的情况，也再次体现了这种相关性的作用。

　　回顾前两次林改，整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都严重亏空，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金融机构严重贷差，无论城乡都处于资本极度稀缺的阶段。不论是“分山到户”以期调动林农积极性、以劳动力投入替代稀缺资本投入，还是股份合作制以期通过整合资源吸引外部资本进入，都因外部宏观经济条件不具备而无法产生制度收益。也就是说，外部宏观条件不具备，内部制度安排方面作出最大努力，也只能取得部分成效。

　　李晨婕：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产业资本逐渐形成、壮大，并向金融资本升级发展的过程。虽然经济发展几经波折，但资本还是逐渐实现了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整合，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

　　资本稀缺性在不同时期程度不同，总会在其追逐高利本性的内在机制作用下从农村净流出，流向获利能力较高的行业和部门。虽然第二轮集体林区的改革采用了市场化的运作方式，通过林业资源的相对集中形成规模化效应以引进外部资本，但资本在这一时期仍然属于极度稀缺要素，不具备短期流动性高收益性的林业，不论通过何种方式集中资源都无法对外部资本形成吸引力。因此，在外部宏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即便对林区进行了规范的市场化体制改革，也不可能获得预期收益，甚至还造成了林农因丧失靠山吃山条件而引发冲突以及林区困境恶化的负外部性问题。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今天，第三次林改与前两次相比外部宏观条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您是如何看待和分析宏观经济发生的这些变化？

　　温铁军：进入新世纪，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已经表现出典型的金融过剩特征；而大多数没有条件进入工业化的农村地区则仍然处于大多数传统部门都遭遇的“金融排拒”和流动性不足。过剩资本越来越强烈地产生出占有可变现资源以获取资本化制度收益的冲动。

　　而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林改则是在外部宏观经济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林区百姓都平等得到山权林权的时候，利用资本过剩和产业过剩的宏观经济条件，做好与国家新农村建设战略相关的林区建设，防止出现环境污染、盲目求大等问题，就有可能在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央政策导向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达到此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目的。

　　尤其是此次集体林区改革是发生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越是危机的时候稳定这个压倒一切的大局就越重要。中国在稳定耕地到户的同时，能够以山地和林业资产落实到村社和农民家庭的农村财产关系的稳定来替代危机发生时政府临时性应对政策，是历经危机却仍然没有陷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

　　李晨婕：的确，第三次林改与前两次相比，外部宏观条件出现历史性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就在于最近10年国内外都出现了典型的产业过剩和资本过剩，以及新时期中央政策导向的重大战略转变。具体分析这三大过剩，一是计算2000年我国超额库存为23000亿元，占总库存量（约50000亿元）的47.2％，亦即在总库存中有近一半为超额库存。同期，我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超过30000亿元，这基本与超额库存大致在同一量级。也就是说，我国在实现了货币化经济之后，超额库存和闲置生产能力最终还是以银行不良金融资产的货币形式表现出来，而我国经济实现的近10％的增长率则主要依靠外需拉动。二是完成了市场化改革的我国金融资本已经出现严重过剩，银行根本性的转变为普遍存差过度。虽然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收益和超额利润，但在近年来我国出现股票市场疲软、房地产市场空置率上涨的情况下，过剩的金融资本也在寻求能维护投资安全的投资载体。三是国际方面，过剩的国际资本四处寻求能保证其稳定收益的投资领域。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各级政府为吸引外资提供了各种优惠政策，稳定的中国自此成为外资偏爱的投资区域。1992年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外资更是蜂拥而至。

　　显然，在我国经济陷入生产过剩困境的同时，国内需求却呈现明显不足，依靠外需拉动又在全球性经济危机打击下呈现疲态，因此启动农村市场作为需求主体才是实现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

　　记者：自从2003年福建省率先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后，江西、浙江、辽宁等省纷纷跟进。近年来，一大批省市区迅速行动起来，加入到了林改的行列中来，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向广度深度进军。您认为现在的政策效果如何？

　　温铁军：林业是“绿色银行”，只要不出现巨大灾害，每年都会不断地自然增长，是全球资本过剩下最好的避险投资领域。因此，利用资本过剩和产业过剩，急于找到投资客体和避险机会的有利条件来推进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林权改革，仍以形成交易市场、引进外部资本作为改革内容，就有可能因这种宏观条件的改变而成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再加之林业发展可吸纳大量劳动力，具有新时期各种矛盾加剧下维护稳定大局的正外部性。

　　目前，由于外部宏观经济的变化，新一轮林改或将成为有效制度安排已初见倪端。首先，吸引了大量过剩的国内外资金进入林业。如2007年福建三明对林业形成19.3亿元的投资，其中利用台资和区外资本16亿元，占了涉林项目的一半以上；浙江丽水人民银行2008年发放林权抵押贷款2.8亿，并针对不同林农的资金需求设计了不同类型的贷款机制。其次，新的规模主体逐步形成。林农根据当地林业特点，形成了家庭合作林场、股份合作制林场、“公司+农户+基地”合作型林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多样化组织。农业多功能性所内含的组织多样性也就有可能从不同角度促进林区多样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