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法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缺少这些东西，但中国经济却迅速发展起来了，1990年代年均增长8.35%。这颠倒了商业常识，其中显然有些奥妙，让人难以理解。

　　2002年4月22日，美国旧金山Wharton大学召开了一次题为“中国管理的未来”的会议，Wharton金融学教授富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等人提出了一种有趣的答案——中国的成功，关键在于“非正式”部门的迅速发展。

　　所谓“非正式部门”，艾伦等人的定义是：所有不是政府控制或不上市的企业。经济中的这一块，依赖文化规范和经济竞争等因素来实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更多的依靠信任纽带和声誉获得资金，而不是依靠传统的西方式资本来源。艾伦 说，“银行和股市并不是那样重要，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是非正式部门”。而且，西方的经济增长模型不了解自己对非正式部门产生的影响，可能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害处。

　　艾伦等人支持其观点的证据是：1995年至1999年间，国有企业和政府控制的上市企业每年只增长4.65%，而非正式部门却增长19%。同一时期，非正式部门年平均雇佣了所有非农业部门工人的67.5%。非农业部门由两类企业构成。一是半国有的企业，由政府与地方社区或机构共同拥有；二是私有企业，由中国公民和来自港、台地区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

　　为了说明非正式部门创业和运行的方式，艾伦举了一个例子。一位曾在Wharton学习的学生，回国后成功创办了一家大型服装公司。她不是依靠银行和风险资本家的贷款，而是依靠她与一家国有服装公司的联系。通过利用与其他伙伴企业和工人的关系，她在短短五年之内创办了有5家工厂的公司。“他们真的不需要借钱。这是商业信誉的一种形式。是靠声誉做到的。”

　　艾伦认为，考虑到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和法制的状况，这种“非正式的”创业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他在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情况时发现，在涉及到股票持有人权利、贷款人权利、法制中的腐败和管制方面的障碍时，中国得分甚低。但如果只看中国的金融和法律制度，会妨碍人们看清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艾伦认为，这样的观点，起因于美国学术界的偏见。

　　为了理解中国的成功，艾伦等人还考察了其他理论。其中之一是根据对中世纪贸易商的研究形成的。11世纪的商人能通过创造某些机制克服缺乏法制的障碍，这些机制依靠的是声誉、不言明的契约关系和联合。艾伦等人认为，中国现在可能正处于同样的情况。体现在儒教中的共同价值，可能也为中国“涡轮式动力推动的”非正式经济提供了文化基础。在会议前完成的一篇论文中，艾伦等人写道：“（儒教）显然界定了家庭和社会秩序，这与西方关于法律规范应当如何制定的信念很不相同。尽管这套信念从未正式写入法律，但它对中国人有着深刻影响，未来仍将如此。”

　　除了文化价值之外，竞争本身可能也推动着中国形成健全的公司治理。艾伦提到日本的例子。在从属于国际竞争的产业，如汽车和消费电子产品，日本公司在世界上领先。但受保护的建筑产业则缺乏效率。同样，中国非正式部门的商界领袖忙于在市场取胜，在不受投资者接管或政府监督等威胁影响的情况下，把企业管得很好。

　　谈到筹取资金，艾伦等人发现，“自筹资金”在非正式部门中十分关键。合股企业的创业者和领头人不是转向银行或各级政府，而是习惯通过当地社区和来自国外的投资者筹钱，或通过从企业或机构的非正式借贷。

　　艾伦等人指出，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更多了解中国经济，尤其是要收集更多的有关非正式部门的信息，因为它处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忽视这一部分，同时又把中国描绘成发达国家面临的风险，会杀掉让这个国家下金蛋的鹅。要谨慎，不要“试图通过追求那种传统的改革”而伤害这一部门。中国的非正式部门，也许能为其他谋求推动经济扩张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教训，甚至为发达国家提供经验。

　　北京大学的张维迎（他也参加了这次“中国管理的未来”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并没有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正处于介乎二者之间的“管制经济”阶段。中国的企业受累于“管制经济”是显而易见的，但管理经济中也有很多鞭长莫及的地方，很多中国企业家在这里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